大家小书:《儒林外史》简说(精装)

十八世纪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巅峰时期，这时出现了两部前无古人的杰作，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 吴敬梓（1701—1754），安徽全椒人。字敏轩，又字粒民；因他的书斋署“文木山房”，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又因为从家乡全椒移至南京，定居于秦淮河上，故又自称秦淮寓客。他的祖上移籍全椒以前，原居于江苏六合。吴家科甲鼎盛，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十五年（1658）殿试第三名，俗称探花，和诗人王士祯同榜，官至翰林院侍读、提督顺天学政。祖父一辈吴晟是康熙丙辰年（1676）进士，吴昺是康熙辛未年（1691）榜眼（第二名）。吴敬梓的亲祖父吴旦以监生考授州同知。父亲吴霖起是康熙丙寅年的拔贡，曾任江苏赣榆县教谕；但一说吴敬梓的生父是吴雯延，他是吴雯延的第三子，把他过继给长房吴霖起为嗣。这点还有争论，但不必细究，对我们理解作家、作品的关系不大。总之，吴家是缙绅世家，六十年中一家有进士、举人等功名和出仕的官员十四五人，贡生秀才还不计在内。 吴霖起死于吴敬梓考取秀才的雍正元年（1723），其时吴敬梓二十三岁。这时吴家虽然仍枝庶繁盛，但子弟已良莠不齐，呈现出败落的迹象。吴霖起一死，近族亲戚、豪奴狎客相互勾结，纷纷来攘夺吴敬梓的财产，发生了吴敬梓在《移家赋》中所追述的“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的争夺遗产的纠纷。这件事给了青年吴敬梓以强烈的刺激，使他看清了封建家族伦常道德的虚伪性质，那些衣冠楚楚、满口仁义道德的上层人物的丑恶面目，从而萌生了与那些仰仗祖产和门第做寄生虫的庸俗人物分道扬镳的念头。于是他肆意挥霍财产，三十岁以前就将田产房屋变卖净尽，这期间还被人勒掯欺骗，他的家产可说是半出卖半被骗地送光的，《儒林外史》中杜少卿破家的描写正反映了他破产的情况。由此他也更体会到各色人等的面目和人情的冷暖，坚定了他与正统士大夫决裂的决心，同时也招来了庸夫俗子的嗤笑，成了“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的败家子的典型。在家乡人的白眼与世俗舆论的压力下，故乡已无可留恋，于是他在三十三岁时移家南京，开始了卖文生涯。三十六岁那年，曾被举荐参加博学鸿词的考试，这是清朝前期对有学问有声望的知识分子的一种荣誉性考试，被举荐者称为“征君”，但吴敬梓只参加了省试，便托病辞去了征辟，甘愿以素约贫困的生活终老，一直到客死在扬州旅次。《儒林外史》的写作年代至今尚难以确考，但至少下半部是在他定居南京以后写成的，其中杜少卿辞去征辟的情节是他的自况。此外，吴敬梓还写了许多诗、词、文、赋，部分结集在今传的《文木山房集》中；本世纪还陆续发现了一些佚诗和佚文。同时，习染乾嘉时代的治经的风气，吴敬梓晚年也治过《诗经》，著有《诗说》七卷，近年已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抄本。不过这些著作的价值和影响，都远远不能和《儒林外史》相比。 《儒林外史》假托描写明代故事，除了楔子是写元明易代时的王冕故事外，正文从明朝宪宗成化（1465—1487）末年写到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为止。其实，小说所展示的却是清代中叶十八世纪的社会风俗画。它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中心，从寒士如何在科举考试中挣扎以揭露科举制度的不合理，从这个制度奴役下知识分子的丑陋灵魂下手，进而讽刺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和趋炎附势，附庸风雅的名士的虚伪卑劣，以及整个封建礼教制度的腐朽和不堪救药，乃至城乡下层人民都在这种糟糕透顶的社会秩序下被毒化，灵魂扭曲得不像样子。因为笔锋所向，主要对知识分子，所以名“儒林外史”，其实所辐射的却是整个社会。又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和风习的凝固性，这幅十八世纪的风俗画也照亮了整个封建社会，至少是封建社会后期的各种色相。它的美学涵盖量之广，不论从横的或纵的角度衡量，在明清小说中都是罕见的。而吴敬梓“秉持公心，指摘时弊”（鲁迅）的人格力量和他通过人物刻画抉发社会制度底蕴的卓越的艺术能力，则使《儒林外史》成为现实主义叙事艺术的丰碑，中国小说史上空前的讽刺小说杰构。 …… …… 吴敬梓展示给人看的生活图景是如此真实和生动，以至它比任何被称为“信史”的历史书更明晰、更深刻地暴露了那个乌烟瘴气的社会的本质，从表面直透底蕴。他将一切五花八门的假面目统统剥掉，还他们以可笑可鄙的真面目。能够给社会做出如此准确、公平的判决的小说家，就不仅是愤世嫉俗的旧制度的叛逆，更必须是昂扬着理想、充满着人格力量的“以心而伟大的英雄”（罗曼·罗兰语）。吴敬梓在以辛辣的讽刺控诉了这个丑恶的社会，鞭挞这些活该被历史否定的人物时，他的内心是很悲苦的；喜剧的根底是悲剧，如果作家没有博大仁厚、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讽刺便会变成冷嘲或油腔滑调，喜剧便会变成闹剧或插科打诨。吴敬梓是洒着热泪举起他的鞭子的，他自己也是儒林中人，他不过比他的同时代人站得更高，看得更透彻。他懂得那些蝇营狗苟、进行着各种可鄙可笑的活动的人们，是受驱使于这个社会制度，是社会加之于他们的精神奴役的结果。他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情鞭责他们时，同时也在抽打着自己的灵魂。带着这样的爱心，于是他努力寻觅这个社会中的善良人物，寄以同情和赞美。在《儒林外史》中，和火辣辣的尖刻讽刺相辅，吴敬梓用酣畅飞动的抒情诗的笔调，赞扬了许多正直善良的人物，倾注着他的人道的爱心。如马二先生对落魄的匡超人的关怀和资助，甘露寺老僧对旅居无依的牛布衣的照料和慰藉，以及为他料理丧事的情谊；牛浦郎的祖父牛老儿和亲家卜老的相恤相助的素朴感情；鲍文卿对潦倒的倪霜峰的照顾和对他儿子倪廷玺的收养；等等。中国小说像《儒林外史》这样系列性地寄同情于下层人物，褒美芸芸众生中挑选出来的一向受冷落的卑小者，这以前还很少见。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向鼎和鲍文卿的金子般的宝贵关系，其间所饱含的人道主义精神，更为历来的小说所未有。这段情节无疑是《儒林外史》中*动人的篇章之一。 中国*早的合于现代小说观念的作品是唐人传奇。称之为“传奇”，是足以概括古代小说的性质的。它意味着演述平常生活中的罕见现象。不但张扬神怪、描写超人间故事的神魔小说如此，历史小说的人物也是超于日常生活的英雄人物。明代小说开始将市民引入小说，但仍然强调奇人奇事，所谓“无巧不成书”，“巧”是另一意义上的“奇”，因此，说古代小说都是“传奇”型的也未始不可。十八世纪以前的西方小说也大抵如此。《红楼梦》以其艺术内容说，已是近代型小说了，但仍没有蜕尽“传奇”的外壳。并非因为它还有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空空道人等超现实的人物出现，大观园之外还有一个太虚幻境在，而是因为小说中荟萃着许多奇人奇事，主角贾宝玉就是衔玉而生的奇人，曹雪芹自己也不排除小说的“传奇”性质，有**回的偈语“倩谁记去作奇传”为证。 在经典性的古代小说中，《儒林外史》才摆脱了传奇的性质，成了表现平常生活的作品。小说中的人物再不是高不可攀的奇人，他们的行为也不再是英雄、超人或常有异常的光轮的传奇人物的姿态，从肖像到灵魂都是人们在自己周围日常所习见的，评点家所说的“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的那种真实感也是由此产生的。 使小说挣脱因袭的传奇性质，将艺术视野扩展到更广阔的、和人们日常见闻更密迩的人生现象，是古代艺术和近代艺术相区别的标志。欧洲文学大致也在十八世纪完成了由贵族文学到平民文学的过渡，打破了小说只表现宫廷生活、贵族骑士淑女的狭窄天地，转向了新兴市民阶级的广阔现实，从体裁、题材和生活内容都宣告了现代艺术的诞生。这在欧洲，由于十五世纪前后文艺复兴、市民阶级勃起、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推动了成批作家的精神觉醒；而中国，幼弱的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还不足以激起观念形态的变革，艺术上的觉醒只能表现在个别的天才身上，于是我们有了吴敬梓。 作为风俗画式的现实主义小说，吴敬梓的画风是写意画式的，笔致疏疏落落，点到就算。但勾勒得简约不等于内容稀薄，从乡村小景到城市风情，从考场活动到文士宴集，官场、市肆、各行各业乃至优娼僧道等各色形相，无所不有。既穷极社会的日常生活，也烘托了当时的时代气氛；就连当时知识分子提心吊胆不敢道及的文字狱，《儒林外史》里也用《高青邱诗集》一事为名，影影绰绰且又婉而多讽地呈示给了读者。吴敬梓生于雍乾之世，如果他连这两朝笼罩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大恐怖都不触及，他自己也于心不安的。有相当可靠的证据，说明《儒林外史》中的不少人物，都是雍乾间的实有人物，杜少卿就是作家自己的写照。当然，实有人物也好，自画像也好，都是经过了艺术变形的，都不宜自然主义地与真人真事一一对照，但没有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做模特儿，没有实际生活基础，任何作家也写不出成功的小说来。顺便说一下，不少实有的在书中被肯定的人物，笔触大都比较拘束，写得不很出色，连用以自况的杜少卿，也夸张过分，写他的慷慨反而成了迂气十足的冤大头，远不如前半部信手挥洒出来的人物生动。 尽管《儒林外史》有可以指责的缺点——世界上十全十美的艺术品是不存在的——但它是中国以至世界的**流小说的地位是不会动摇的。它被译成英、法、日、俄、捷、朝、越等十多种文本传遍全球，就是*生动的证明。在中国小说史上，它更因开拓小说美学上的新境界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清的谴责小说家都是《儒林外史》的效法者，连小说的结构都是模仿它的“集诸碎锦，合为帖子”（鲁迅）的“连环短篇”式，虽然这些私淑弟子远远还没有学到老师的精神，不论在美学思想上或艺术能力上没有一部后起的小说可以和它比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