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无涯之旅

书同文与广方言　　我自然不是藏书家。当藏书家的基本条件是有钱有闲有空间，我则一样都没有。更重要的是藏书家所藏之书必须品位高尚，虽然不一定都是宋椠元刊或天禄琳琅所散出，要皆善本、孤本或珍稀刻本无疑，而且书的内容也必定是喻世之经典或载道之文章，唯有这样的书才能越陈越香，从而与藏家相得益彰。但是我“藏书”(因为没有其他词可代替，只得冒用，歉甚)的起点却很低，兴趣常常集中到那些“藏书家不重，目录学不讲，图书馆不收”的杂书上去。商衍鎏老先生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用这“三不”来指那些与时俱逝的八股文选集，那样的书我也有一些，譬如《大题文府》和《乡会文统》什么的。但是属于“三不”的书看来远不止时文制义一类，晚清以来各种形式的中外双语词典，书院课艺，时务汇通甚至许多短命的报纸杂志似乎都可以囊括进去。《读书》月刊的编辑以为这些书的浮沉足以反映一个时代的风貌，希望区区能略加介绍。　　就从近在手头的两本书说起，一是《英字指南》，一是《增广英字指南》。后者购于数年以前，纯属偶然。那天到外文旧书店，翻检半日，无一中意者，回头想走，就在回头的一刹那，瞥见架上一本书，书脊是褪白了的深蓝色，书名已经模糊，取下来一看，竟是这本《增广英字指南》。商务印书馆出版，原无版权页，估计当是一九○一年或稍后印行的。明知这种书可遇而不可求，但仍希望能买到未曾增广过的原本。想不到今年也碰巧遇上了。这回是在古籍书店，因为是线装书。虽然只有一册残本，但也珍同拱璧(见笑！见笑！)。这一册是**册，序文目录俱全，与增广本一对照，问题就来了。原本刊行于光绪五年，即一八七九年。书分六卷，序有五篇。增广本只在卷末加上及两项而已，其余率由旧章。而序却删去两篇，其他三篇落款日期也都删去。这是生意眼，因为教科书、工具书贵新厌旧，商务不愿让人看出是二十多年前旧书的翻版。今人同样如此，未可厚非。　　《英字指南》的作者是杨勋，字少坪，江苏阳湖人(今常州)，上海广方言馆的毕业生。广方言馆是李鸿章升任江苏巡抚后，仿照北京同文馆建立的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校。外语学校而以同文、以广方言为名，今天看来可笑，昔日却是天朝大国的自慰方式。秦始皇统一天下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满清老大帝国英法蕞尔小夷，故虽学旁行斜上，仍要不忘同其文。《英字指南》有一篇广东巡抚刘瑞芬所写的序就说：“呜呼！昔孙搴、祖、刘世清之辈，并以能通洋语见遇时主、位列显要，少坪有志用世，其出而襄圣代同文之化，可试目俟也。”时清朝丧权辱国已甚，而达官们仍津津乐道于“同文之化”，似又不仅可笑而已。　　设立外语学校的主张，早由郭嵩焘(此人被顽固派目为汉奸)在咸丰九年(一八五九)提出，但是没有下文，三年后才由恭亲王奕訢付诸实现，正式成立京师同文馆。再过一年才有上海同文馆(后来才改名广方言馆)，随后又有广州同文馆，更往后，各地乃有方言学堂陆续出现。被迫跟外国人打交道，还被迫依靠外国译员，甚至依赖操洋泾浜外语的“露天通事”，谁能保证其中无诈？(李鸿章正是以此为由要求建立上海同文馆)可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数十年间，却一直处于这种可悲状态。同治间，当乌里雅苏台(外蒙古)与俄国发生关系时，朝廷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遣翻译，奕訢却回答说，我这里从来就没有过通事的编制，而同文馆学生学习不久，还当不了翻译，还是依靠俄国懂满文的人吧。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一方面是外国人拼命要探听中国的虚实，学习中国的语言，了解中国的文化，欧洲**部汉语词典早在十八世纪前叶就已出版，俄国的**部满俄大词典也于一七七六年著成，后来更有俄人巴第编纂汉俄合璧韵编(我手头有同文馆排印的半部)。英国人在这方面也不落后。新教教士马礼逊来华后，苦读汉语，在嘉庆道光之际，就已出版了六巨册的汉英—英汉字典。其后洋人所编此类字典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却是国人对洋文毫不讲求，视翻译为低等职业，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唐廷枢(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康白度)所编《英语集全》，或许竟是国产**部英汉分类词汇集。　　上海广方言馆开办三十来年，为大清帝国培养了五百名以上的外语人才。与北京、广州两地相比，上海毕业生质量*高，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驻外使节，位居显要。扬勋因要尽孝养之责，未到北京供职。因为他是英语科班出身，又受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亲炙，登门请教英文的人很多，据其自称“数年之内不下三四百人”，所以在同治十一年就已辑成《中英方言集》，　后几经修改重编方有此《英字指南》。其本意是为教课用，后在盛宣怀等人的资助下，由美华书馆印行。其书核心部分是卷三卷四的，也就是今天的分类词汇。当时没有音标，只能用汉字注音。唐廷枢是广东人，《英语集全》用粤语标音；扬勋是常州人，《英字指南》自然以吴语记音。所以son在前者注为“新”，而后者记为“生”。国人接触英语，*先从广东，随后由上海，难怪英语外来语中多有粤腔与吴调，鸦片(opium)与沙发(sofa)就是两种腔调的代表词。　　《英字指南》的第五、六两卷是与，　显然是适应时人学习英语的实用目的，有如时下外贸金融专业的吃香一般。该书的卷一卷二则是拼读与书写的教材。其中有一小节为，说明美国人使用的语言就是英语，此说看似多余，其实不然。因为奕在同治间的奏疏中还特意提到美语与英语“大略相同”，并不确切知道两语实为一语。国人对外洋的认识并非自来浅薄，许多国家的古代史甚至赖中国之史书以传。但是清代中叶以来不但闭关自守，甚且闭目塞听，自然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以至如林则徐那样睁眼看世界的**人，也会认为英军不利陆战，因为绑腿使他们的膝盖无法弯曲。因而昏庸之辈将德意志、奥地利、比利时当成子虚乌有，认定此乃英夷为渔利而捏造出来吓唬吾人的，似乎也不为奇了。　　在杨勋著《英字指南》时，已经有多种同类著作问世。杨批评它们“略而不详，泛而不切，殊觉拉杂。”可惜这些书现在已难有觅处，不知扬说是否有理。即扬本人的另一作品《英文指掌》亦不知其印行与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英字指南》必受到当时的社会相当欢迎，所以时隔二十来年，商务仍要用它再出增广版。后来在商务充当英文编辑，并以《英语模范读本》名扬一时的周越然，小时候似乎就拿这本指南当过课本。他在《六十回忆》中说：“余于无意中购得英字入门一册，著者上海人曹姓。余从卷首起，朝夕自习，不上半年，全书毕矣。读音依照申江口气，草书亦能效慕”。颇疑《英字入门》乃《英字指南》之误书，因《指南》既以申江口气注音，且又有草书字母示范，只是作者并不姓曹，姓曹的只是写序的，因为是**篇序，故或许被周氏误记了。　　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是语言学以及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遗憾的是，我们对中外语言的接触似乎没有进行过什么研究，像《日本英学发达史》、《日本英语书学志》之类的书(这类书在日本何啻百千)，我们一本也没出现过。前一本书详细地编写了日本人接触英语的过程，后一本书则把日本初期的英语书一本本的做了提要，而且附有书影。更有甚者，早期日语与外语的双语词典现在几乎全都予以影印出版，以供专门家研究。中华文化号称源远流长，文物典籍浩如烟海，可惜学者所重唯有经史子集四部，其余则不屑一顾，遂使宝贵文化史料散失不少。倘若我们真正打算从事文化史研究，则对史料亟应求全责备，即如语言接触一项，无论洋人或国人之有关著作，不管其为词典韵编，抑或课本教材，皆应加意搜求，始能看出历史的发展脉络。今去晚清尚不为远，若有同好略加留意，想来如《英字指南》一类书籍，当不难罗致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