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读汪曾祺:为什么汪曾祺无可替代

“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 汪曾祺后来有一个颇富趣味的说法：“《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 从《受戒》到《大淖记事》，批评家不断追问汪曾祺，也不断追问自身的一个问题是：小说中的“性开放”是真实存在的吗？这种现象值得肯定吗？连对汪曾祺小说充分肯定的评论者也不免要在赞美之余，提出自己的疑惑：“但作者的态度终究太过客观，这可能使一些鉴别力不高的读者，良莠不分。个别细节描写，如巧云对刘号长勉为其难，也损害到作品的审美价值。”（凌宇《是诗？是画？》，1981）《受戒》虽然没有《大淖记事》那么直接地涉及性，但也颇有人从中读出了性爱的意味：“题目是‘受戒’，主题却是‘破戒’；写的是佛门，歌颂的是尘世。写尘世之美又写得彻底：不仅有和尚娶亲、赌钱、杀猪、吃酒以及农家乐等场面事件，而小说结尾小和尚明子竟在刚受完‘戒’和小英子划船回家的水路上，两人就盘算了如何叛佛皈俗，将船划进密密的芦花荡里去了……这一大胆别致的情节，使小说对充满虚伪的神的世界的否定达到十分精彩的境地。”（汪家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1987） 《受戒》中潜在的性书写并不稀见，如让明海“傻了”的小英子的光脚印：“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这并不是小和尚单方面的绮思，小英子在干活时“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还有论者指出，“《受戒》的结尾，那段绝妙的写景也是写的性，是性成熟的状态”（李国涛《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1987）：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 这些青春性心理的描写与隐喻，十分到位且隐蔽，而且恰如其分地融化在通篇的诗化语言与风俗描画之中。后者无疑给予前者一种保护色，让读者可以在对小英子与明海纯真爱情的同情与赞美之中，获得一种犯忌的快感与性审美的释放——事实上，小说开篇慢慢铺叙菩提庵的诸僧生活，以及大英子对嫁妆的精心准备，还有明海初到此地，对市井生活感到目眩神迷，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和尚也有七情六欲。”《受戒》全篇情节，并无对抗性的矛盾，对抗性出现在作品之外：“和尚”身份与世俗生活的并置，给当时读者心理上造成的冲击。其中蕴含的反抗性禁忌的意味，是《受戒》面世后迅速走红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就是批评者也看得清楚： 生活里有爱情，文艺作品应该给爱情留有一定的位置，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我们反对滥写爱情，把爱情当作商品的标签；更反对笼统地把性爱当作至高无上的美德，加以颂扬。（国东《莫名其妙的捧场》，1981） 不过，即使是批评汪曾祺“轻浅”“缺乏社会性”的论者，也认同“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因为同时期的《班主任》《爱，是不能忘记的》，究其实，不过是“十七年小说”的仿制品，观念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写作模式的根本改革。但“‘十七年’小说*热衷、*强调也*不容动摇的诸如主题的功利性，题材的重大性，人物的典型性，格调的时代性，如此这般的创作原则和规范，在《受戒》这里，竟被汪曾祺来了一个彻底的逆反和颠倒而成为‘非功利性的主题，非重大性的题材，非典型性的人物，非时代性的格调’”（马风《汪曾祺与新时期小说——一次文学史视角的考察》，1995）。这无异于对新时期小说家进行的一次小说观念的“受戒”，随后兴起的“寻根”浪潮、先锋小说、地域写作，似乎都能从汪曾祺那里寻到源头。 汪曾祺自己，也将《受戒》看作某种时代的产物。他后来说：“我的女儿曾经问我：‘你还能写出一篇《受戒》吗？’我说：‘写不出来了。’一个人写出某一篇作品，是外在的、内在的各种原因造成的。”（《〈汪曾祺自选集〉自序》，1986） 对《受戒》这篇小说的疑虑、喜爱与批评，正不妨可以看作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各种感情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