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宁叙事艺术研究

　　《蒲宁叙事艺术研究》：　　蒲宁小说中有一个明显的结构显影，即空间中时间的混沌，每一个乡村人物的出场都构成空间中情节的交错，从而将人物在空间中的身份凝固起来，人物的出场顺序、故事重心都能体现出乡村世界的自为和“差异空间”与其他世界联系的精微之处。　　蒲宁叙事上是一丝不苟的，人物永远是一个结构中心。父亲、吉洪和弟弟库兹马完整地纵穿整个杜尔诺夫卡村的历史，这个历史被分化为贵族作为乡村主宰的昨天、贵族衰亡的今天和不仅没有贵族也没有上帝的混乱疯狂的明天。杜尔诺夫卡村是两个截然分明的世界的价值沦陷的风暴中心。哥哥的苦心经营在精神上没有获得任何的“丰收”，他不仅被夺去了庄园，也和“不齿”的贵族一样道德沦丧，他的每一次出场都是下流、荒淫、疯狂、愚昧的再演示，他的十次出场是：①家中：只生死婴；②酒店和商铺：污秽不堪；③农场：面临暴动冲击；④集市：社会上的一切危机中转站；⑤在雇工居所：强迫与雇工的新媳妇发生关系，连名字都不清楚；⑥教堂：只捐十卢布；⑦甚至回忆：想到父母，“也只会出于怜悯这老头一口饭吃，不会去了解他、关心他”，“对待母亲也一样，他的回答是：有那么个驼背老婆子……晒牛粪，生炉子，偷偷喝酒，没完没了的唠叨……别的，对不起，什么都不记得了”；⑧车站：和杰尼斯卡作“交易”，将自己糟蹋了的“新娘子”另嫁给“将来的管家”——一个游手好闲的流氓；⑨在上房：酗酒；⑩在乡下：和弟弟争论，咒骂“人民”。他是一块“沙漠”，上面布满精神干涸的沟壑。而弟弟的每一次出场，都从精神上否定了拯救的可能性。故事的重心就恰好设置在弟弟在哥哥之后“第二次”端详杜尔诺夫卡村，库兹马的不认同在叙事上进行了铺垫，从乡村一城市一租园子一管理园子——*后放弃园子。表面上，他比哥哥更有“见识”，实际上，他的悲观加重了乡村悲剧的精神毁灭的结局。民粹主义、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以及库兹马的“自学成才之路”都挽救不了乡村那种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的颓势。他们把“新媳妇”丢给选定的管理人杰尼斯卡，计划着共同逃离杜尔诺夫卡村，把乡村“危机”推向更加黑暗的深渊。“婚礼”作为虚拟的空间呈现出末世的氛围，在人物居所与意识之间达成了对峙，乡村不再是上帝在人间的庇护所，而是开启的地狱之门。　　对于人物结构法，《苏霍多尔》加入了不只是人物的合唱，而且包含了作者的“显性”关联。纳达莉娅本身就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她的“眷恋之情”和离奇怪诞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苏霍多尔的历史均由**人称的“人物”两兄妹的回忆构成。苏霍多尔所有的迷信都和现实搅和在一起——“在苏霍多尔，人们又开始按部就班地过日子。可是却不断传来有关解放农奴的消息，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这不仅使家奴，而且使农奴也都惶惶不安起来；今后日子怎么过，会不会反而不如现在？要按照新的样子生活——这可不是儿戏！主子也一样，他们也将按照新的样子生活，可是他们连按照老样子生活也不会。祖父横死之后，爆发了战争，接着出现了彗星，闹得全国人心惶惶，继而宅第又毁于大火，然后是有关解放农奴的传说——所有这一切，使得两个少东家的面貌和心灵在短时间内发生大变，他们的青春和无忧无虑的心情荡然无存，原先暴躁和易怒的习性不见了踪影，换来的是凶狠、忧愁和相互间的憎恨：就像我父亲所说的，从此‘弟兄反目’，以至于吃饭时都拿着皮鞭……家境的窘困促使他们两人认识到必须立即动手重振被克里米亚战争、火灾和债务彻底毁坏了的家业。可是在经济方面两兄弟只是互相掣肘。一个贪得无厌、冷酷无情、猜疑忌刻，另一个则慷慨大度、心地善良、轻信他人。”死亡、凶杀和大火穿插在每一个人的命运之中——“苏霍多尔人是在荒凉、落寞、死气沉沉，然而又错综复杂的生活中长大成人的，他们无不遵行那种共同的亘古不变的生息繁衍的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非但从不受时尚的影响，而且苏霍多尔人都对其信守不渝，有了这两点，按说这种方式应当子孙万代地传下去，永无止日。然而苏霍多尔人都是随遇而安的人，是软弱的人，是‘受不了惩罚’的人，要知道他们毕竟是浪迹草原的游牧民族的后裔呀！我们眼看着苏霍多尔庄园消亡得无影无踪，就像田鼠筑在它们的地下通道和洞穴上的土丘，在耕地的耙犁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样。而庄园的居民，死的死，散的散，那些好歹还住在里边的人，也不过是在苟延残喘地等死而已。因此我们再也看不到苏霍多尔的生活，更别说它的生活方式了。我们所能听到的只是对于这种生活和生活方式的怀念，所能看到的只是那种近似野人过的半开化的生活。”作者的叙述“躲”在主人公的外壳中，是一种双水合流的叙述方法，在情感上的远近决定了分别评述的基本职能：这是一种可信的叙述，能够复写前辈的生活空间和精神走向。纳达莉娅作为线索性人物，把苏霍多尔的爱恨情仇演绎得空前饱满，然而，次要人物却非故事中人，只是一个叙述者，这说明，作者是一位“隐含的作者”，是对读者情感冲击的分担者，是理性的批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