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成年:美国年轻一代的自立危机/新民说

柔弱的孩子 除学校教育外，其他一些因素也使成长成年之路更加崎岖。20世纪60年代早期，20个青少年中有1人肥胖，而如今，飙升至几乎每5个孩子中就有1个肥胖儿童。婴儿潮时代的消费主义思潮刺激了年轻人的购买欲望。20世纪30年代末，玩具销售几乎闻所未闻，仅短短20多年的时间，该行业的年销售额就已经超过10亿美元，而且还在飙升。 总体而言，当今我们在美国孩子的成年教育方面毫无作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更多用药 1980年以前，很少听说有孩子患有多动症、强迫症、抑郁症等当今常见的行为疾病。除少数极端情形外，人们一般不会用心理健康术语来描述孩子的问题。 随着诊断病例的增加，治疗药物也越来越多样：哌甲酯、安非他明、百忧解、安非他酮、赞安诺等用于缓解焦虑、集中注意力、安定心神的处方药持续大卖。市场调查公司宜必思世界（IBIS World）201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10年起，仅治疗多动症的药物每年销售额上涨就达8%，2015年此类药品的销售达129亿美元，预计2020年将突破175亿美元。 大量类似的诊断是基于事实，还是大型制药企业以此来保障其药品的顺利销售？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能够证明，医生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过度诊断。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作为家长，我们*能全面掌握孩子的需求与性格。在让孩子服用这些处方药以前，首先应该了解此类诊断和药物井喷式增长的原因。 美国心理学会在2014年进行的“美国压力”调查中发现，30%的青少年感到“悲伤或抑郁”，更多人感到“不堪重负”；而且总体来说，青少年普遍感觉比父母的压力更大。高校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协会2012年的一项调查发现，95%的高校辅导员说，患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学生呈快速增长趋势；焦虑和抑郁是学生*关注的健康问题；超过24%的学生在寻求辅导员帮助的同时已经开始服用精神类药物。他们感觉“压力山大”，并认为“被心仪的大学拒绝”、“没有抓住千载难逢的实习机会”等压力让他们喘不过气来。 学生和家长都选择了药物，这也使这一代年轻人成为美国历史上用药*多的一代。药物难以解决青少年深层次的心理问题，即便能有效治愈，但疲乏、嗜睡、无精打采、深度抑郁等副作用也同样不可小觑。这些危害已经在很多年轻人身上显现，可以说，这已构成公共健康危机。受多种药物影响的一代能应对这个无情的世界抛来的各种难题吗？ 更多屏幕时间 任何一个见证了电脑和移动设备绑架孩子的父母或祖父母，都并不需要大数据就能深刻感受到，过去10年间，手机电脑已经改变了孩子们的感受力。很多孩子沉迷于各类电子产品，无法远离屏幕。一项有400余名8—11岁的孩子参加的调查发现，沉迷于发送手机消息的青少年已经出现和赌徒十分类似的症状，如“失眠……难以减少使用手机的时间，撒谎称他们并没有花太长时间发送消息”。 显然，这不仅仅限于手机消息。屏幕时间已经成为蚕食青少年时光的罪魁祸首。常识媒体（Common Sense Media）2015年对2600名年轻人的研究显示，13—18岁的美国青少年除去在学校上课和做作业的时间，平均每天在娱乐媒体上花费近9小时（8小时56分），8—12岁的孩子平均约6小时（5小时55分）。考虑到大多数孩子每晚睡眠时间不足10小时，这也就是说，超过13岁的孩子白天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静止不动的。这种强迫性的电子产品消费习惯也在年轻的成年人中间迅速蔓延，市场调研公司尼尔森研究发现，在过去短短两年中，普通成年人在各种智能手机应用上花掉的时间增加了63%。 这种行为是否可以被称为“上瘾”还有待商榷，但据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辛巴杜（Philip Zimbardo）和尼基塔.库伦（Nikita Coulombe）估计，很多美国年轻男子21岁前花在电子游戏上的时间为14000小时，也就是583天或1年6个月——人生中不短的一段时间。因为除去睡眠，每周我们只有不到100小时的时间。换句话说，童年时期的280周里（超过5年），清醒的时候他们有一半时间都在玩电子游戏。2010年，《使命召唤：黑色行动》（Call of Duty：Black Ops）发布短短一个月后，所有玩家花费在游戏上的时间总计达68000年。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男性为追求电子娱乐产品，放弃了高等教育、稳定的工作、婚姻；而那些没有接受四年大学教育的男性，工作之余基本都在娱乐。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埃里克.赫斯特（Erik Hurst）指出，他们75%的娱乐时间都被一项活动——电子游戏占据。绝大多数专业能力较低的青年男性每周用于电子游戏的时间高达30小时。让人触目惊心的是，每周游戏时间达45小时的美国人近500万，比内布拉斯加、南达科他、北达科他、怀俄明、蒙大拿5个州加起来的总人口都要多。 更多色情内容 无处不在的网络和电子色情产品带来极为严重的危害。阿尔伯塔大学对青少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90%的男孩和70%的女孩都搜索过露骨的性内容；接近34%的男孩和8%的女孩说，观看过的色情视频“多得自己都记不清了”。巴纳民意研究机构的一项调查发现，18—30岁的男性中，有63%每周观看色情内容至少1次；约一半的同年龄段女性（34%）称，每月至少看1次。 数字时代以前，色情内容的消费相当有限，对年轻人来说，这些内容只有通过社交才能获得。但交通落后、无法远离熟人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接触色情内容的机会。 不愿离开父母家 尽管两代同堂益处多，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离开父母另有原因。如今18岁至30岁出头的年轻人待在父母家中或后来又回到父母那里啃老，主要原因是缺乏自立能力和生活技能，或收入偏低。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18—34岁的年轻人中，选择与父母同住的人持续增多，与伴侣在自己家中生活的人越来越少——这在130多年来尚属首次。”在25—29岁这一年龄段中，有25%如今与父母同住，10年前这一比例为18%；30—34岁的美国人有13%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10年前仅为9%。历史上*近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形是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但那时年轻人留在父母家是因为就业机会匮乏，不易组建新的家庭。除赖在父母家以外，调查还显示：“千禧一代”往往会在学业、工作、情感等受挫后重返老人身边。 结婚率下降 如今年轻人不仅自立的时间越来越晚，步入婚姻殿堂和建立家庭的时间同样在不断拖延。1968年，18—31岁的美国人有56%已婚或已是一家之主；2012年这一比例降至23%。18—34岁的年轻人中，超过32%和父母而非伴侣生活在一起，这一数据也远高于从前。《华盛顿邮报》指出，自19世纪以来，未婚且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青年男性在2016年创历史*高纪录。想想看这会带来怎样的结果。 2013年美国新婚夫妇的平均年龄为28岁，自1950年来增加了6岁。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5岁以上的美国人有20%“长期单身”，总人数约4200万，比50年前翻了一番；长期单身的非裔美国人数目更加惊人：36%的人表示从未结婚，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例仅为9%。社会学家估计约25%的“千禧一代”很可能成为“不婚族”。皮尤研究中心分析师温蒂.王（Wendy Wang）和金.帕克（Kim Parker）说：“当今天的年轻人到45或55岁的时候，美国未婚人数很可能会创历史新高。”一些中年未婚人士*终可能会步入婚姻的殿堂，但两位分析师指出，50岁出头的人初婚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低。 很多人推迟或拒绝婚姻，是因为受到父母情感破裂、家庭破碎的影响，他们说，只有在完全看好对方的时候才会选择婚姻；更多年轻人喜欢以个人事务为重，他们说对“烦人的”另一半没有兴趣；也有人说，身边缺少充满魅力的择偶对象；还有一些人担心经济状况，不愿负担对方高昂的学生贷款。女士常常希望嫁给事业有成的男子，但当更多男性连工作都找不到的时候，她们的婚姻也就越拖越晚。 如今，大部分年轻人认为婚姻对个人或社会并没有那么重要。多项皮尤调查都问道：“如果美国人认为其他事情比婚姻和生育子女更为重要，这个国家还会和现在一样幸福富裕吗？”大约一半的受访者做出了肯定回答。相比上了年纪的美国人，年轻人对婚姻的态度冷淡得多。 宗教参与度降低 越来越多的“千禧一代”认为他们是不可知信仰者、无神论者、“有精神信仰却不信教的人”，这一人数比例远远超过前人。以多种方式拒绝传统宗教的做法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远离曾经在人们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基督或犹太教堂，因此也进一步拉开了年轻人和老年人以及一些权威人士的距离。应该说明的是，我认为宗教与信仰本身至关重要，但这里，我仅谈及参加有组织的宗教团体所体现的社会功能。 即将成年的这一代人比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对宗教信仰和教会组织的认同度要低，他们更愿意亲近一些无组织的精神信仰——正如纽约大学社会学家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所说，这一代人对宗教抱有一种“自己动手或自助”的态度。还有研究发现，“千禧一代”现在已经成为“无宗教信仰”的推动者。1965年，仅有不到10%的高校学生表示自己“不信教”，如今这一比例已接近30%。皮尤研究中心的迈克尔.利普卡（Michael Lipka）在调查报告中指出，1981年到1996年出生的成年“千禧一代”中约有35%的人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或“什么也不信”；“相比信仰福音新教（21%）、天主教（16%）、主流新教（11%）的人，更多‘千禧一代’称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超过80%的年轻人表示“深信”精神性的东西，也“对宇宙充满好奇”，却不愿与邻里一起参加宗教集会或其他宗教活动；仅有27%的“千禧一代”称“每周至少参加一次”宗教活动；但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出生的“X一代”参加宗教活动的比例为34%；出生于二战后1946—1964年间的“婴儿潮一代”为38%；经历过大萧条时期的“*伟大的一代”和“沉默的一代”高达51%。 宗教团体对童年与成年期、一个人成熟与否有着明确的划分，这种划分既体现在经文里，也体现在现实生活中。使徒保罗告诫哥林多人说：“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很多教会组织的首次圣餐仪式是十分重要的成人礼，坚信礼“锁定”受洗礼教徒为教会和基督教团体正式成员。犹太人的受戒礼也是典型的成人礼。根据犹太律法，男孩13岁，女孩12—13岁（正统派、保守派和革新派对女孩成人的年龄有不同规定）开始，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传统上，受戒的男孩和女孩要在安息日的宗教仪式上朗诵“托拉”中的章节。结束后会吃一顿丰盛的晚餐，庆祝自己受戒，成为犹太社区的正式成员，并开始履行成人的责任与义务。 毫无疑问，不再参加宗教集体活动的年轻人正在疏远这些社区和宗教信仰，这不足为奇。皮尤研究中心近期的一份调查显示，仅有40%的“千禧一代”表示宗教活动在他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克里斯蒂安.史密斯和圣母大学的其他一些社会学家发现，年轻人对宗教和当地社区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认识也给他们的是非观涂上了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当代年轻人对道德有着不同的理解。史密斯写道：“60%的受访者说，道德是一种个人选择，完全出自个人决定。在他们看来，一种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主要取决于个人。” 不再是小公民 “千禧一代”和即将成人的美国年轻人对自己的国家了解甚少已经成为我们公共生活中不争的事实，他们对美国的立国之本和基本制度十分陌生。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每四年会对全美50个州的4年级、8年级和12年级学生进行教育评估，内容主要涉及公民知识、地理和历史知识。这一“国家教育进展评估”是目前美国国内*权威的中小学生学业成就评价系统，通常也被称作“国家成绩报告单”，从中可以全面了解学生的进步与不足。20多年来，美国学生的公民和历史知识充其量也只能被评定为“粗浅了解”；全国所有8年级学生中，在美国历史、地理、公民知识方面达到“优秀”的学生分别仅为18%、27%和23%。 可以说，测试结果表明，他们对这个国家并不热爱。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仅有49%的年轻人说“爱国”一词可以恰当地形容自己。另外51%的人不禁让人担忧，想想看，公民和历史知识如此匮乏的他们会在每次选举中投出怎样的一票？所以当今美国社会主义之风再起也绝非偶然。2014年美国一家智库调查发现，虽然仅有16%的“千禧一代”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但接近一半的受访者（42%）认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对于那些并不了解两种体系及其历史事实的人来说，倾向于社会主义完全出于个人印象，他们感觉社会主义听来更温和而已。 后几章会详细谈及美国试验的**要素。美国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有热情、有知识、充分参与的国家公民——正如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言，共和国的每一个人都应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兼职的”政治责任。但当今我们的年轻人竟有半数声称，并不在乎自己是否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 思想更脆弱 从大学生要求对一些可能会冒犯某些群体的课程内容给出“触发警示”（TriggerWarnings），到学校需要配备多名心理辅导教师，随时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因某些观点或思想造成的不适提供“安全空间”，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我们的校园正在鼓励一种特权态度——学生的思想和认识不该受到挑战。康奈尔大学教授凯特·曼（KateMann）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触发警示”旨在对有严重创伤后遗症的学生给予提示，使他们对课堂讨论可能带来的不适有所准备。表面看来，它的存在是合理的。但也要看到，因为“触发警示”，学生开始排斥对重大严肃话题的真诚讨论，这不仅对学生接触新观点新思想是一种阻碍，也剥夺了学生在表达、捍卫和修正观点与立场的过程中发展智力、培养品格的机会。对经历过强奸、种族灭绝等特定创伤的人予以提醒和保护完全可以理解，但毫不夸张地讲，今天的“触发警示”变成了面向所有人的，要求避开战争、死亡、生育或蜘蛛等的滑稽建议。 在此，我想要强调的是，现实生活中不会有“触发警示”或“安全空间”，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应对。创造美好人生、参与现代知识经济、建设我们的国家都有赖于开放自由的学术氛围，但年轻人正在忘记这样的事实，对知识和国家的热爱让我不免为此感到痛心。 近年来，常能看到“微冒犯”一词，意指“类似于攻击或暴力的微妙言行或态度”。加州大学的研究发现，“微冒犯”包括“美国是机遇之国”、“我认为*优秀的人应该得到这份工作”等被视为冒犯性话语。消除“微冒犯”，监督校园语言环境不仅仅关乎政治正确。正如美国教育人权基金会主席格雷格.卢基阿诺夫（Greg Lukianoff）和弗吉尼亚大学心理系教授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曾在《大西洋月刊》上写到的（这是《大西洋月刊》有史以来阅读量第二大的文章）： 这一运动主要和情感健康有关……它假定高校学生心理极其脆弱，因此要保护学生不受心理伤害。其终极目标似乎要使校园成为“安全空间”，在这里，学生听不到尖锐刺耳的话语或观点……这场运动也在惩罚任何一个违反这一目标的人，哪怕是无心而为。或许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报复性保护”措施。 这一运动催生了谨小慎微的文化，“每个人在发表观点前都必须三思，以免被指控麻木不仁、侵犯他人等”。我发现，很多学生和我一样，也为当前这种趋势感到愤慨担忧，所以给所有学生都扣上这样的帽子有失公允。“谨小慎微，处处提防”的文化要求我们异常敏感，也极易让人随波逐流，无动于衷。过度保护的结果不堪设想，今天的校园就是*好的例证。 绕开严肃的争议性话题，不表达，不争论，不接受挑战，也不对自己的观点加以修正，这与未来的职场要求格格不入。离开校园进入工作环境后，这些缺乏安全感的学生总希望得到愉快的认可，及时的反馈，对上司的检查和同事的意见似乎毫无耐心。 没有人喜欢被批评指责，但很多雇主反映，很少经历挫折的“千禧一代”对出乎他们意料的反馈和指导意见常表现出一副满不在乎或极力抗拒的样子。这一代人在工作中集体表现出的特权感让我们看到，相比前辈美国人，他们的坚韧、毅力和适应力大大减退。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走极端只会把我们带入死胡同。如果每个人都决定保护自己不被冒犯，不被挑战，整个美国终将变成一个封闭隔绝的群体。这永远不会带来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