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开始/霍华德舒尔茨

**章在艰难中成长 在我们家里，我们几个孩子对父母的记忆仿佛一本残缺不全的剪贴簿。小时候，我们对父母的生活只有支离破碎的了解。所有没有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情，都如同空气一般毫无踪迹，所以，“父母”这两个字对我们而言充满了神秘。 但是，作为“人”，他们对我们的影响巨大。父母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和信念，培养了我们的欲望和行为模式。每当我回顾童年，想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连点成线时，一幕幕场景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又寒心又温馨。我看到的，是我几乎不了解的两个人，他们却影响了我对自己、对亲人和爱人、对星巴克所做的种种决定。 上小学时，每当回到公寓的家里，我的心跳都会加快。若是看到餐桌上铺了桌布，四周的椅子比平常的五把要多，我就知道，我们本已拥挤的家里马上就要充斥着外祖母专横的声音、罗宋汤的刺激味道以及陌生人的喧笑。 在这样的夜晚，父亲总是下班到家就躺在沙发上，母亲则会把我、妹妹以及还是婴儿的弟弟提前喂饱，然后让我们上床睡觉（我们三个孩子共用一间卧室），母亲还会叮嘱我们不许出声，不许开门。从她的声音和眼神中，我能听到、看到一种无奈。她和我一样，都希望这个夜晚能尽快过去。 上床之后，我有时候会偷偷起来，把头伸出门口，窥探厨房里的情况。大概在晚上8点，来人陆续登场。他们三三两两结伴而来，若是冬天，他们进门后就把旧大衣脱下来，放在客厅里塑料皮的沙发上，然后再拖拉着脚步进了餐厅，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点上当晚的**支烟。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们一边赌博，一边喋喋不休地抱怨嘟囔，有些晚上，他们还会喝外祖母做的鸡汤。那鸡汤，都是外祖母用新宰的鸡做的。 这种闹哄哄的扑克局，每周都有好几个夜晚要上演。在布鲁克林潮湿的夏季，男人围坐在桌前，身穿旧汗衫，胡楂儿上还沾着煮鸡蛋的碎屑。女人—有几个人戴着头巾，头巾下是层层鬈发，她们穿着家常便服，却脱了衣服，露出里面的紧身内衣和棉布胸罩，一边打牌，一边用扑克扇风祛暑。每当他们扯着嗓门说话或拌嘴，我家的公寓里便会充满粗话。我目瞪口呆地盯着他们，无法理解—我家的餐厅怎么变成了这伙粗俗的布鲁克林人的娱乐室。他们的戏谑之语在我们这间狭小的公寓里喧嚣着，与平时家里或是死寂或是父母争吵的样子截然不同。我对眼前的一幕迷惑不解。显然，这些大人正玩得兴起。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愉快的夜晚，是工作一天之后的放松，是与在自己家里不一样的心情，借机还能赢点小钱。可他们的这种“快乐”令我不适。我能觉察到，父母并不愿意招这些人到家里来，可外祖母的意思难违。我转头回到床上，感觉我在自己家里是微不足道的。哪怕是钻进被子里，唰唰的洗牌声也会传到我的耳中，我知道，这个夜晚还早得很。 “蠢货，快下注！” 夜越来越深，酒越喝越多，他们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满堂红，比你的三条大！” “你跟不跟？” “滚一边去，你这杂种！” “哎，再给我倒杯酒来！” 连输的人因霉运而咒骂，接着便会听到金属椅子挪动时腿脚摩擦油毡地面、碰到火炉的声音，然后是一阵脚步声去了我们家的卫生间。他们就在我刷牙的盥洗盆边撒尿。 这群人把我们家的厨房视作他们的私人俱乐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的确如此。只要是来玩牌的，都得付钱，费用包括台费和一份饭的餐费。只要坐下来，他们就按约定俗成的规矩行事。 我的父母是这个俱乐部的“雇员”，赌客若是玩牌不顺，就会把情绪发泄到他们身上。当母亲为他们送饭，或用家里的牛奶瓶给他们添酒时，他们就会朝她说猥亵的话。父母对此逆来顺受。他俩对客人、对外祖母都是俯首帖耳。外祖母是这个俱乐部绝对的“老板”。她脾气暴躁，满口恶言，待父亲以臭骂为主，待母亲也极尽侮辱。这些话根本不是女儿和外孙该听的，可我全都听到过。 *后，我会辗转睡去，不知何时，家里再次恢复宁静。第二天早上，当我走进厨房，只看到横七竖八的椅子，屋里弥漫着烟臭。我在餐桌上吃玉米片，旁边就是堆满了烟嘴的烟灰缸。母亲这时往往也已起床，她为我打包好午餐。我带着午餐，没精打采地随一群孩子去上学。我猜，他们住的公寓要比我家安静很多，所以一定睡得很好。我不知道那些人何时会再来打牌，只要我打开家门看到家具没有重新摆放，那就没事。 外祖母名叫莉莲（Lillian），与外祖父伍尔夫（Woolf）离婚之后，她就干起了开赌局的违法生意。多年来，外祖母以此为生，先是在她自己位于东纽约的那栋普普通通的房子里，后又将生意扩展到我们家里，两边都聚拢了一众赌徒。每次聚首，他们赌的是自己微薄的薪水、政府的补贴，或者是从外祖母这里借的钱（她对此收取高额利息）。 外祖母既是银行，又是庄家。她会安排司机—往往是我父亲—去接赌客。开局之后，女服务员—往往是我母亲—就会为他们端上酒和自制的食物。外祖母有时候也会参赌，即使不参加，她也是屋里*大的赢家，因为她每一局都有抽成。一夜的赌局结束，父亲负责把赌客们（往往已是酩酊大醉）送回家。 若是晚上的赌局设在外祖母家里，父母就把我、妹妹萝妮（Ronnie）、弟弟迈克尔（Michael）留在家里，他们则到外祖母家去服务。 外祖母的赌客都不富裕，但因为每个人都得付钱，所以这生意颇为合算。对赌客而言，打牌是正儿八经的娱乐；对外祖母而言，这是生意；对我而言，却是痛苦不堪。 赌局设在我们家的公寓里时，我从未觉得有什么人身危险，但却难以安心。我是个瘦削的褐发笑脸男孩，处世凭的是礼貌而非肌肉。身在廉租小区里，我很早就明白，*好的防守是进攻，所以我举止得体，讨人喜欢，宠辱不惊。我跟很多孩子，尤其是动荡家庭的孩子很相似：因为觉得自己脆弱无力，所以安分守己。我向往家里，尤其是大人身上缺失的一些东西，比如单纯、坦诚、友好。这是我希望的生活的样子，正常的样子。而赌局与此大相径庭，它令我感到焦虑和羞耻，我只希望自己不正常的家庭不会为外人所知。 要想对外人守住这秘密，简直耗尽心力。对我的朋友比利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就住在我家走廊对过。如果有人问我家里深夜的喧嚣吵闹，或是闲暇时造访我家的陌生人，我总会窘迫万分。 后来我才知道，父母承办外祖母的赌局是为了挣钱。外祖母雇他俩充当司机和服务员。可在当时我并不知情。父母从未向我解释此事。“回屋去，霍华德。关上门，别出声。”他们只会这样说。 我的父亲没上完高中，一直干着一些低收入的临时工。除了开车之外，他少有拿得出手的技能。一天光荣的工作之后，不论是简单活儿还是技术活儿，父亲从未从中获得自豪和意义。“爸爸累了，别吵到他。”每当父亲躺在沙发上睡觉，我们靠近时，母亲就会这样对我们说。即便不睡觉，他也是一脸疲态，令人无法亲近。以前的某一时刻，这个被我外祖母称作“无业游民”的人失去了雄心壮志，似乎已被生活完全压垮。 父亲过得入不敷出。我们当时住在政府建的廉租房里，每个月的租金不到一百美元，可即便如此，父亲也常常手头拮据。他到废车场买二手轮胎用，转身又去花大钱做个美甲或美发。父母常常会在厨房的餐桌上计算收入—他微薄的薪水、零碎的借贷以及包括赌局收入等灰色收入—的余钱，并就此争吵不休。对此我避之不及。还好，我有楼梯间这个避风港。 我还尽量躲着父亲，生怕沾着他的怒火。他常常会朝我、萝妮、迈克尔突然发火，挨揍是常有的事，有时还会有别的体罚手段。有一次吃晚饭时，他就把我的脸按进一盘意大利面里。电话铃声也是一个焦虑之源。挂在墙上零零作响的电话机足以令我精瘦的身躯僵化。母亲常常让我替她接电话，以防对方是追债人。“对不起，我爸妈都不在家。”我会在他们一人或两人的注视下如此回答。我挂断电话后，常常因为说谎而满心羞愧。后来，父母让我去向熟人借钱，我又因为家中拮据的事实而再度羞愧。 我害怕父亲，有时候还因为他的行为而对他心生厌恶。可是，有些时候，哪怕是在懵懂无知的童年，我也能感觉到他的痛苦。 1961年冬天，我七岁。在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我们在楼后面打雪仗。这时，母亲从我们家位于七楼的公寓里探出身子来，使劲招手，让我赶快回家。 “你爸爸出事了，”我跑回家里，母亲对我说道，“我得去医院。” 父亲当时的工作是开货车，把干净的尿布送到用户家里，再收回脏的尿布。几个月来，每次下班回家，他都抱怨这份工作的脏臭。他说这是“世界上*烂的工作”。我相信他的话。 在那个路面湿滑的冬日，父亲在送货的时候踩在冰上摔倒了，骨盆和脚踝骨折。此后一个月里，我每次回家，一进家门，就会看到父亲平躺在沙发上，因为腿上打着石膏，他5英尺8英寸的身躯动弹不得。他手指夹着万宝路香烟，英俊的脸庞满是痛苦之色。 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像父亲这种一没文化二没技术的工人，一旦因公受伤，基本上就会立刻被辞掉，连个招呼都不打。出事之后，父亲没有收入，没有医保，没有赔偿金，父母又没有积蓄，所以，他们一下子就到了穷途末路。母亲不能出去挣钱，因为她当时怀着七个月的身孕（我的弟弟迈克尔）。若不是当地一家名叫“犹太人家庭服务中心”（Jewish Family Services）的慈善机构帮忙，我们家连饭都吃不上了。 此后几年的时间里，我试着站在父亲的角度看待这件事。一个受了公伤、打着石膏的人怎样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先前，他勇挑重担，为了供养人丁日增的家庭，干着“世界上*烂的工作”，可他从中得到了什么？受了公伤又被公司辞退。或许这次受伤正是分水岭：在那个漫长的冬季，这个满以为生活有望出现转机的人突然发现，一次摔倒就能令生活坠入深渊。当时我不知道他的情感和理智是怎样的一种情况，但无助的父亲瘫倒在沙发里的一幕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之中。 父亲受伤后的几年时间里，对我而言，家庭生活变得更无吸引力。楼梯间并非我唯一的避风港，还有一处，就是廉租小区的运动场。那里的水泥地面简直就是我的天堂，虽然四处坚硬，却让我觉得充满机遇和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