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历史上的传染病大流行

我们为什么研究瘟疫史？瘟疫并非令人愉快的研究话题，瘟疫的历史载满了痛苦和死亡。瘟疫的出现与消失充满了随意性，往往无法探究，因此它困扰着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每一场瘟疫的结局都不可谓圆满。 然而，瘟疫也有迷人之处。对于部分心理扭曲的人而言，大规模死亡的“魅力”在于能够引发恐惧和惶恐，展现恶意和残酷；对人性抱有希望的人们也能够在瘟疫暴发期间发现善意、慷慨、勇气和英雄精神。事实上，瘟疫试炼着人类社会，不是人类社会胜利，就是瘟疫胜利，双方没有妥协的可能性。瘟疫可谓是文明的试金石。 在本书中，“瘟疫”（plague) 和“疾病”（disease）两个词交替使用。“瘟疫”本身可以指代某一特定疾病，并且是本书所聚焦的主要疾病之一。“瘟疫”这个词起源于拉丁词汇 plaga，意为“重击” 或“伤口”。在古拉丁文的语境中，“疫”往往与某种不幸或灾害相关，而不一定指代某种疾病。这一用法大约出现在罗马帝国晚期， 圣杰罗姆将《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当时的天主教教会于 405 年出版了《旧约》和《新约》的拉丁文通行版。在这一背景下，“疫”的含义逐渐成为天降“重击”，比如《出埃及记》中希伯来人的上帝击杀了所有埃及人的长子。这一含义即使还不算是固定用法，也应该 是从祖辈就在使用，那时的人们将疾病当作神自然抹除人类的行为。 与希伯来人一样，希腊人也将疾病视作人类遭受的惩罚。*著名的例子当属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开篇中，阿波罗用银碗将疾病泼向希腊人，以报复阿伽门农欺辱自己的信徒克律塞斯的行为。但是在 更为早期的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神降下疾病的原因有时 也高深莫测、难以理解。 当然，疾病的历史十分久远，*早可追溯到人类起源，也就是 人类**次因身体的异常状况，比如有其他生物体侵入身体时，而感受到疼痛和折磨。自从由猿类进化成人类，人所感染的疾病就和他们的灵长类祖先并无二致，都是由微生物引起的。这些微生物在数百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并且进化到能够适应其宿主。这些“祖传”的感染疾病包括疱疹、肝炎及黄热病，都是由病毒感染所致。还有疟疾，由疟原虫感染所致。进入狩猎时代，人类开始因为吃生肉或者未完全煮熟的肉而从其他动物身上感染疾病。比如，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染上过许多细菌性疾病，包括炭疽、布鲁菌病及鼻疽，感染源是野生猎物身上的微生物。 然而，到公元前 8000 年左右，新石器时代伊始，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农耕聚落时期，人们感染疾病的概率飞速上升，传播速度也大大加快。人与家畜之间保持着日常的亲密接触，更不必说人与人之间。人造蓄水池如灌溉水沟里往往都是死水，而排泄物也大量堆积在一处，这些易遭污染的区域与饮用水源之间的距离往往很近，导致饮用水被污染。这些因素开启了人类疾病史的新篇章，在这些行为造就的人工微生物池中，一些疾病成为地方性流行病，甚至至今仍然存在。而慢性病即使在小规模人群中也能流行，并且与人类创造出的新环境息息相关，类似疾病有肺结核、血吸虫病及伤寒。一些存在于人口密度较大的地方的疾病，如囊虫病和天花，可能*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即人类和家养动物建立起新关系的时候。但直到人口增加，这类疾病持续存在，才逐渐流行，时间不早于公元前 3000 年。一些由于饮食匮乏而导致的疾病也在这一时期蔓延开来，因为虽然当时的食物供给已渐趋平稳，但食物种类却减少了。相比之下，游牧时期的食物种类会更加丰富。 *终，贸易、战争、移民和其他人类活动把散布在各地的人口聚集起来，这样的环境更有利于疾病的传播。其中，鼠疫和流感等病可能是*早流行的疾病。早期，人类也曾采取过措施，与环境中遍布的细菌作斗争。他们设计了污水处理系统，推行不洁食物禁忌，或者在不同的人群或“种姓”之间设置社交屏障，此类措施是印度和巴勒斯坦（希伯来文化）古文明的独特特征。然而，这些措施是否成功，结论却喜忧参半。比如，在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的城市遗址中（属于大约公元前 2600 年时位于印度的河谷文明），发掘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污水系统。这套污水系统中甚至包含了家用马桶，直通地下污水管道。很显然，这一系统是为了防止水污染、保障淡水饮用水源，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为了高效收集排泄物来作为肥料。但是如此一来，疾病传播的概率只会增加。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获得了考古证据之外的其他证据，来证明疾病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珍贵的资料是首次出现于大约公 元前 3000 年的文字记录。对于疾病*早期的描述和记录可能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古文献中。史诗《吉尔伽美什》书写于公元前 2000 年左右，记录了数个世纪之前发生的故事，其中男主角的朋友恩奇都身患疾病，迅速衰弱，卧病在床 12 天后悄然离世。我们无法得知恩奇都死于哪种疾病，因为其症状并未记录在册。我们只知道这种疾病给恩奇都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而他认为自己的病是神降下的惩罚，因为他宰杀了天之公牛。然而，美索不达米亚的智慧文学《义者诗》 却提供了一些细节，让我们得以推测这一疾病的症状。《义者诗》书写于巴比伦时期，大约为公元前 3000 年上半叶。故事中，“巴比伦 人乔布”和恩奇都一样俯卧在床，其健康状况被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他已经逐渐丧失了听觉、视觉和感觉，四肢逐渐僵硬，身体发炎红肿，同时还伴有头疼、肠胃不适以及咳痰。*糟糕的是，这位病人“像公牛一样在自己的排泄物里过夜”，又“像羊一样在自己的排泄物里打滚”。如果这种病症是上帝降下的灾难，那么病人显然无法得知原因，因为他完成了所有常规宗教仪式、祭酒、祷告。就和后来《圣经》里的乔布一样，这位病人*终还是魂归巴比伦守护神马尔杜 克，并由马尔杜克重新赐予他健康和欢乐。 历史上**份医学文献来自同样古老的埃及文明，记录在莎草 纸上，其中*古老的内容来自伊姆霍特普时期，即公元前 2600 年， 但这份手稿于大约 1000 年以后才被记录在案。在这些医学文献中， 埃及医生描述了病人的病况——通常是病人经历的痛苦而不是相关 4疾病，还有治疗方法，包括施咒和更“理性”的技术，比如手术或 草药药方。然而，对于这些文本的翻译却颇受限制，因为我们对象形文字的理解尚有不足，而且古埃及人的思维方式和现代人殊为不同。 此外，埃及艺术常常采用非写实的表现形式，但有时也会在雕像或浮雕中表现出畸形的脊椎或者四肢，这些残疾现象可能都是由疾病导致的。得益于古埃及的独特文化，我们能够得到有关病体的实物证据，也就是病人的木乃伊。这些木乃伊保存完好，连皮肤也不曾破损。有了木乃伊，即使疾病没有在骨头上留下痕迹，历史学家也能够发现蛛丝马迹。比如，去世于公元前 1145 年的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其下半张脸、脖子和肩膀上有天花留下的疤痕。除了天花，在埃及木乃伊身上也发现过肺结核、血吸虫和脊髓灰质炎等存在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