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雨文丛Ⅳ 柘园文录

淡墨素描 诗人一瞥 萧萧白发，炯炯瞳仁，很难想象在这精瘦的躯体中饱孕着鼎沸的诗情。诗人余光中那柔和的江南口音，朗诵着震颤人心的《红烛》：“*后的一阵黑风吹过，哪一根会先熄呢，曳着白烟？……” 听过不少诗人或非诗人的诗歌朗诵，但从未有如聆听余光中朗诵那样引起心弦的悸动。 在座的香港作家询问余氏如何保持对生活的敏锐感受，他答得很好：切忌矫饰造作，从真情实感出发，方能从平凡生活中发掘出缕缕诗情。并举一例云，有次陪太太买了一根18 寸的珍珠项链，以纪念结婚30 周年，从那晶莹的珠串中，领悟到爱情弥笃有如浑圆的露珠，波折误会好似急骤的雨珠，隔地相思好像不断的念珠，正是它们贯串了相拥的日月，熔铸了共同的生命，同名诗作遂引起了无数读者的共鸣与赞赏。 余光中的若干诗是足堪传世的，《三生石》组诗犹如一堵爱情诗的碑碣，在中国现当代诗人所作的无数爱情诗中，似乎很少有人能够超越。 遥念小沙 某刊发表了一篇沙叶新的访问记，读后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 此公是不佞的同级同学，才气横溢且富幽默风趣， 其嘉言懿行， 大可载入《世说新语》。 沙有一张闻名遐迩的名片，其上书曰：“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永久的；某某委员，某某理事，某某教授，某某顾问—都是挂名的。”就中除了对追名逐利的鄙薄之外，更表露了自己对于剧作家这一无负于天下苍生的使命之自尊与自信。 沙叶新*可贵之处是他的真诚，他的无愧于时代良心的使命感，他的“衣带渐宽终不悔”的韧劲儿，他的不为“左”风所偃的硬骨头，还有他那对丑恶现象的揶揄、嘲弄、鄙视的不妥协的精神。 他读书与写作的勤奋， 在侪辈中是很出名的； 他的正直与无畏， 更得到人们的尊重，在他那颇为调皮，亦欠潇洒的外表下，跳动着一颗炽热的心。 在中国文坛上，沙叶新太少了! 永葆青春的学人 精研修辞学史而蜚声国际汉学界的郑子瑜教授，其小传由英国剑桥与美国传记中心收入《世界名人录》《世界智慧人物传》《世界荣誉人物志》及《世界杰出领袖名录》之中，诚为学界人物的殊荣。 笔者有幸与郑教授比邻而居达半年之久，亲见这位年逾古稀的学者日出而作、日落而不息的苦学精神。每天早晨我上班时，就看见郑教授早已端坐在研究室里了；我的研究室就在他的隔壁，一般我都待到晚上近十点钟才离开，同样看见他老人家仍在挑灯夜读或奋笔疾书。我们的年龄虽然相差30岁，但对照郑教授勤奋不息的学风，我实在自愧不如。 郑教授虽然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与优厚的薪俸，然而却自奉甚薄，与学生们一道在食堂吃简单的饭菜，同样甘之如饴；可是对待朋友、弟子却非常慷慨，无论是内地来的学者，抑或异国来的朋友，都关怀备至，呵护唯恐不周，款待唯恐不丰。 待人热诚者必平易近人，郑教授从来不摆架子， 不仅没有学究气，而且时露未泯的童心。有一次在从沙田敦煌酒家吃饭出来的路上，郑教授一连讲了几个有关“招帖文字”的笑话，一边说一边还手舞足蹈地表演，我们一行人都笑得直不起腰来。 作为新加坡学者，郑教授对其生身之地的中国的教育事业非常关心，他还担任了复旦大学的名誉教授，一直对促进中国修辞学的研究尽心尽力。 默默耕耘者的收获 小思托她的学生带来了一本《香港文纵》给我，即用几个晚上读完了它，掩卷冥思，很为作者的坚韧与勤苦所感动，诚如黄继持教授在该书《序》中所言，不能不“为其繁复的材料与缜密的推证所慑服”。 《香港文纵》是一本有关香港文学史料的结集，其中包括《香港早期新文学发展初探》《香港文艺界纪念鲁迅的活动记录》《统一战线中的暗涌——抗战初期香港文艺界的分歧》，以及抗战期间香港两个文化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中国文化协进会”的组织活动情况，还有陶行知、茅盾、萧红、丰子恺、戴望舒等文化人在香港的轨迹。内容相当丰富，考究也颇翔实。 难能可贵的是，以上绝非现成资料的厘剔梳理，而是并无依傍的发掘勘查，可以想象得出，作者在故纸堆中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耗费了难以估量的心血，而且这是一件寂寞的遭人漠视的工作，被认为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其实有哪一位治史的学人不是躬自搜集史料呢？不尽量占有资料就无从攀登学术的峰巅，鲁迅如果不从浩瀚的典籍中辑录出《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其《中国小说史略》也无从写起，则是不争的事实。 《香港文纵》的作者是有志于撰述《香港文学史》的，她自称在条“无尽的探索长路”上跋涉，其实，就她的学识与耐力，路途并非遥渺无期，《香港文学史》的面世是指日可待的，我们期待着它的降生。 淡交如水 黄嫣梨博士在东豪地下醉蝶居宴请饶宗颐教授，不佞恭陪末座。席间，饶教授给我看周策纵教授写给他的一阕《扬州慢》词，吟咏的是扬州举行《红楼梦》第三届国际讨论会之事。以工整的蝇头小楷书写于深红色的卡纸上，本身不啻是一件艺术品。 以诗词相酬答，本是中国士大夫之间交往的一种形式，但时至今日已很少见，唯在传统文学造诣很深的师长辈中间或有之，我辈之功力修养不逮已甚。将来此风也许会绝响，倒是一件颇令人遗憾的事情。 不佞悠然神往的是这种万里飞鸿、章句酬答的君子之交，君不闻《庄子·山水》篇云“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乎，若种“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淡泊而复渊深的学者情谊，若种“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的清淳而复浓酽的文字之交，不是任何的世俗尺度所能衡估的。 读书人之间飞短流长、羽矢相加的现象并非罕见，相形之下，前辈学者之间淡泊如水、透明似晶的交游，更令人钦仰不已。 不同凡响 秦牧这位素所心仪的老作家遽尔仙逝了，中国文坛从此陨落了一颗不同凡响的明星。 所谓“不同凡响”，不仅指他的才情文笔，更指他不甘于随波逐流，耻于与流俗为伍。在五六十年代，文艺似乎成了图解政策的工具，有人就曾疾言厉色要求作家“大写十三年”，为“三面红旗”歌功颂德。 就在这时我读了秦牧的《艺海拾贝》，其中从创作实践出发而不甘于诠释某一圣典的清新气息，一下子吸引了我。《艺海拾贝》与《金蔷薇》（苏联巴乌斯托夫斯基作）成为文科大学生的心喜读物，正反映了对于教条的一种逆反心理。秦牧是个学者型的作家，学养丰厚，知识广博，加上他特具的文采，赋予他散文以不凡的风姿与感人的魅力。*近我曾送了一本秦牧的散文集《潮汐和船》给女儿，相信女儿会从中获取有益的养分。 三毛之父 闻知张乐平先生在沪病逝的讣闻，为之不豫竟日。不佞不敢谬托知己，然张先生作为熟稔的师长辈，他那面团团宛若弥陀的笑脸，一直铭刻在我脑海。 甫出校门，一度曾任儿童文学编辑，张先生是我们的基本作者，理应时常拜谒与请益的，有时他约我在距其家不远的文艺会堂品茗，倾听他那睿智而诙谐的言谈，确实是一种享受。当时我们出版了他《三毛流浪记》的合订本，记得是请文坛耆宿夏衍先生作的序。在我参与编辑的《儿童文学研究》丛刊上，也刊发了有关阐述他的创作道路的文章。 张先生赠我的一幅三毛像，在“文革”中被“掠”走了，而他签名题赠的一套三本《三毛从军记》（40 年代出版）保存了下来，曾成为儿子、女儿童年的恩物。 嗜酒恐是一般艺术家的天性，张先生与我的两位同事贺宜、鲁兵是有名的酒友，他们的酒量是论斤而记的。如今，贺宜墓木已拱，鲁兵亦垂垂老矣，然而他们三人终生献身儿童文学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忆念。 悼冯至 今日报载著名学者、诗人冯至逝世的讣文，闻之不禁黯然。 冯至早年是“五四”时代浅草社与沉钟社的成员，曾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二三十年代以《昨日之歌》等赢取了抒情诗人的美誉。30 年代赴德国深造，获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归国。50 年代以后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在培养新生研究人员方面不遗余力。其造诣更是学贯中西，罕有其匹。 70年代，经唐弢先生介绍而结识冯至先生，他们都住在北京建国门外永安南里，而且是比邻而居的近邻。曾就新文化运动及诗歌史方面的问题向冯至先生请教，得知其终生感怀鲁迅的诲导与关爱。鲁迅曾称许他为“中国*为杰出的抒情诗人”，推崇其作品为“幽婉的名篇”。我曾将冯至访问记收在1982年出版的一本小书里。冯至的谦和使人有如沐春风之感，对于后辈可谓诲人不倦。80年代初他在我的一本册页上题写了一首纪念鲁迅的诗：“四十八年前旧事，笑谈虎尾记犹新；大田转眼迷阳尽，劲草春华竞吐芳。”展观遗墨，为之泫然。 赍志以殁 友人从上海来信，告知翻译家毕修勺先生逝世的消息，闻后为之黯然良久。毕先生享寿90 岁，本也算高寿了。可是他却是赍志而殁的，欲将左拉全部作品译成中文的夙愿终于未能实现。 毕先生早在20年代初就赴法国勤工俭学，1926 年学成回国时曾立志译介左拉的全部作品，并身体力行之。翌年5 月，与宅桴合译的《左拉小说集》出版，三四十年代译成了左拉《给妮侬的故事》《黛莱丝·拉甘》等6 种，50年代译成了《劳动》《崩溃》《萌芽》等长篇。 可是，正当毕先生译介左拉废寝忘食之际，却遭无妄之灾，身陷囹圄，从此度过了一二十年的铁窗生涯。虽然天假以年活到90 高龄，然而年富力强时代的光阴毕竟被迫虚掷了，将左拉作品全部介绍到中国来的宏愿，终生未能全部实现，这何止是毕先生个人的遗憾，其实是中国文化的损失。 作为一个读者，谨致深切的悼念，并虔诚祈祝， 毕先生未竟的事业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