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清代韩愈诗文文献研究

《清代韩愈诗文文献研究》 **节 清前期韩愈诗文文献发展概述（顺治—雍正朝） 一、韩愈诗文文献发展概况 明清易代之际，社会秩序受到重创，学术文化随之变化。清初学者将明亡归罪于明末空疏心性之学，主张回复程、朱理学。对于统治者来说，此时文治亦更重于武功，于是提倡以儒家道德观来一统思想，维护统治。正如学者分析，“要稳固入主中原后的政权，必须在以‘武功’起家平天下的同时，迅速辅以‘文治’，来收拾民心，钳制民心。特重‘文治’，强调道与‘武功’并，对挥八旗铁骑入关的清皇室来讲，无疑是心智远高于他们的先祖的。强化以儒治儒，较之一般所谓的以汉治汉，显然更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严迪昌《清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16—17。。故在统治者与学人的双重努力下，程、朱理学成为清初官学。“对于清初学人普遍主张向宋学复归，试图以程、朱理学取代王学以救治晚明以来恶化了的风俗人心，清廷顺势而为，也想借助程、朱来统一思想以巩固统治。”武道房《从宋学到汉学：清代康、雍、乾学术风气的潜移》，《学术月刊》2008年第10期。在理学思想的主导下，清初统治者、文人倡导一种醇雅文风，使文坛回归雅正。陈水云说：“‘醇雅’的实质是适应封建统治者的要求，宣扬儒家诗教传统，强调言情不轻佻，出辞不陈俗，思想醇正，不怨不怒，中正平和。”陈水云《评康熙时期的选词标准》，《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顺治帝时已对文风提出了“纯正典雅”图海等《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八年辛卯三月”条下，《清实录》第3册，第438页。的要求。康熙帝论文亦明确提出：“文章归于醇雅，毋事浮华轨度。”朱轼等《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四十一年五月”条下，《清实录》第6册，第116页。康熙帝《御选唐诗序》曰：“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是编所取，虽风格不一，而皆以温柔敦厚为宗，其忧思感愤、倩丽纤巧之作，虽工不录，使览者得宣志达情以范于和平，盖亦用古人以正声感人之义。”此选本对韩诗极为推许。雍正帝则明确颁下谕旨曰：“所拔之文，务令雅正清真，理法兼备。”张廷玉等《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七年七月”条下，《清实录》第8册，第116页。清初统治者已对明代文学进行反思，强调文学重新回归儒家传统。 清初学者文人也提倡复兴儒家文教观，强调为文雅正醇厚。清初学者阎若璩对晚明以来的浮靡空疏学风和文风大加斥责：“明三百年文章学问不能远追汉唐及宋元者，其故盖有三焉：一坏于洪武十七年甲子定制以八股时文取士，其失也陋；再坏于李梦阳倡复古学，而不原本六艺，其失也俗；三坏于王守仁讲致良知之学，而至以读书为禁，其失也虚。”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41册，页50。阎若璩的观点在清初较有代表性。清初古文家们承续传统儒家文论思想，倡导醇厚雅洁文风，面对晚明文学风尚对千百年来的道统、文统的冲击，重建以儒家经史学为灵魂的文统，端正学古方向，复兴儒家传统文学观。清初古文大家魏禧《答计甫草书》论及文之醇雅与豪肆，曰：“窃谓足下文多高论，读之爽心动魄，失在出手易而微多。韩子曰：‘及其醇也，然后肆焉。’”魏禧《魏叔子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页247。魏禧极力赞同韩愈观点，肯定了醇雅是文章的基础。代表官方意愿的《四库全书》编纂者“揭示正统古文在明末走到‘极敝’的地步，清初方回归醇正，重新遵循衍至唐宋八大家的古代散文文统”张修龄《清初散文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135。。清初上至统治者，下到文人学者倡导儒家正统思想，寻求文统与道统的合一，提倡醇厚文风，呼吁文学归于雅正，济世致用。韩愈秉承儒家道统、文统，关心民生，倡导为文根柢《六经》，先醇而后肆，并主张为文要将载道和事功相结合，要与反对佞佛崇老、抨击藩镇割据、加强中央集权等社会改革相结合，如《论佛骨表》《平淮西碑》等，用《六经》中的圣人之道为理论指导，力图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从而批评邪恶，扶持正义，对世俗的迷惑进行解释。韩愈提出“不平则鸣”之文论观念，弥补事功之外问题，将诗文创作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抒情言志。韩愈诗文创作理论正契合清初社会现实，故继宋之后再一次受到统治者以及文人学者的高度重视。理学名臣蔡世远(1681—1734)因韩文载道，气盛言宜，教授乾隆皇帝学习古文以韩愈为宗。乾隆作《闻之蔡先生》诗：“常云三不朽，德功言并重。立言亦岂易，昌黎语堪诵。气乃欲其盛，理乃欲其洞。”对韩愈甚是推许，并于诗前自述曰：“所从之师虽多，而得力于读书之用，莫如闻之先生……皇考命入尚书房授读，余时学为古文，先生谓：当以昌黎先生为宗，且言惟理足可以载道，气盛可以达辞，至今作文资其益。”乾隆《怀旧诗·闻之蔡先生》，《御制诗四集》卷五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初文人学者承继韩愈古文理论，倡导“文以载道”、“推陈出新”之文论，提倡醇厚雅正之文风。评点家也通过评点韩文助推古文复兴，故而清初产生了一批韩文批点本。专批韩文的有吴辂《韩昌黎文启》、林云铭《韩文起》、李光地《韩子粹言》、沈訚《唐韩文公文》、卢轩《韩笔酌蠡》，合批本有孙琮《山晓阁选唐宋八大家文》、吕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戴名世《唐宋八大家文选》、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焦袁熹《此木轩昌黎文选》、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唐宋八大家类选》，皆选韩文较多，多数重在分析韩文蕴含的儒道思想。清初韩诗日益受推崇，产生了一批韩诗选批本，如汪森《韩柳诗合集》、汪懋麟《韩诗选》、严虞惇《批韩诗》、杨大鹤《昌黎诗钞》、余伯岩《韩愈诗》等。此期还出现了韩诗单行注本，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此本在宋人韩集注本基础上进行删补，是**个韩诗单行注本，意义重大，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