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经典公共哲学(精)/译文经典

我写本书的原因 在致命的1938年夏季，我开始写一本书，力图分析我们西方社会日益增长的混乱。那时我住在巴黎，得知有一决定已经作出，即后来张伯伦和达拉第很快就前往慕尼黑了。要避免另一次世界大战，除了弃甲投降外希望渺茫，但法国和英国亦无把握能够抵挡即将到来的进攻。它们并无准备，人民一盘散沙、士气低落。美国人遥不可及，决心保持中立，也未武装。我内心预感，大西洋共同体的各国将无法应对挑战，如果它们失败了，我们将丧失我们伟大的文明传统，西方人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后赢得的各种自由，现在正受到逐渐高涨的野蛮浪潮的威胁。 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在应对本世纪的各种现实时遭到惊人的失败，有必要弄清原委，在此驱动下，我开始动笔。书稿初成之时，法国已经陷落，时局更趋明显，不久美国也势必参战，尤其不列颠战役如果失败，美国则须单独作战。 然而此时，美国人民在心理上并无准备，正如在军事上还未做好准备一样。民主国家能否团结一致？能否动员起来加以激励，面对严峻的考验，团结一心对抗这一致命的挑战？它们有更多的资产，有更多的人员、资源和影响力。但它们是否有此见识、有坚定的纪律和作战到底的决心？尽管它们有手段，但它们有无意志，是否知道怎么做？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上一次大战的废墟和失败上形成，而没有什么东西表明西方各民主政府能掌控其各项事务并作出必要的决策。它们正在对事件作出反应但并未驾驭。它们能否避免失败和被征服，又不致精疲力竭而导致西方社会组织的破坏，不致遭受极度的痛苦而使民众疏离，不致采取激烈措施而无以补偿？它们已为时太晚，它们正在做莫名其妙的事情。它们拒绝接受所见之事，它们拒绝相信听闻之情，它们怀抱希望等待着，期待万分之一的希望。 对于一个在战事发生前已知世界微妙气氛的人（比如我自己）来说，要认识和说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病态并非易事。然而正当我们毫无准备和武装地被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我看来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社会中存在深度的失序，它并非来自我们敌人的阴谋，也并非因为人类境况中的灾祸，而是来自我们自己。我只是持这种看法的很多人之一。这群人毫不怀疑坚决抵抗是迫在眉睫的，而败退是无可挽回和无法容忍的。他们从内心里知道，经过一场大战，我们世界的民主政治和四大自由安然无恙。我看到我们不是伤了而是病了，正因为我们未能给世界带来秩序与和平，我们被那些自信他们才是获选来继承我们的人所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