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明、漫游与白日梦

无期徒刑 我自小患有一种眼病，视力不断恶化。有次开车时候差点撞上一辆迎面跑来的摩托车，把我和父亲吓了一跳。 他们不知道我的眼睛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惊讶地说：“这你也看不清？” 我也很惊讶地问：“这你也能看清？” 我不但看不清，还看不全眼前的事物，比如墙上一排五个字，乍一看四个，眼珠一转，哦，五个。 去省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也没见过这种病症。想了想又说，可能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眼底黄斑病变。他只听说过，据说没有治疗办法，只会逐渐恶化，会不会导致失明不好说。 我蒙了，站在原地愣了一会儿。 “那你不给我开点药啥的吗？手术也不行？” “吃药不起作用，手术也不行。”老专家摇着头说。 “那就这么完了？” “那我给你开两瓶眼药水吧。但是眼药水不起治疗作用，只能缓解。” 我就这么被判了无期徒刑。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太过影响生活，所以也没太在意，直到2016年的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在用一号字体写字的时候，决定去北京做*后一次挣扎，期待医生说点不一样的。 医院很大，有点像市场的感觉。测视力的时候排着一条很长的队伍，我觉得没必要浪费时间。 “我两只眼睛都只能看清**排。”我用挡板反复调换，确保我说得千真万确。 “下一个。”女大夫冷漠地在纸上写下结果说。 检查结果跟上次一样，我永远都希望那个专家能对我别那么冷漠，因为那是我*后的一线希望。我知道我的后面还有很多人排着队，我知道她的工作非常繁重疲劳。所以我也只是希望而已，别那么冷漠，这是我千里迢迢赶来的*后一线希望。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我无奈地问。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只会逐渐恶化，不排除致盲的可能性。回去多注意保养吧。来！下一个，把单子给我。” 刚滴完散瞳，什么也看不清，但我能感受到她不好意思用手把我拨开，绕过我接过下一个患者的单子。她素质很好，其实人挺不错。 “哦。”我极其不舍地让开位置。大脑很迟钝，挑不出任何恰当情绪应对此情此景。 那是一种即便做好了心理准备也不想承受的失落。我默默地往后退，下一个病人紧接着顶上。我只是让开了，不想走，几分钟就把我搞定啦？可不走又不知道问什么。以为她还会跟我说点什么，大老远来的就为了这一句话吗？ “谢谢你，大夫，那我……就走了呗。” 她没有回答，继续忙碌，可能是没听到。我确定了我无关紧要之后就小心翼翼地拎起地上的双肩包，试探着推开排队的人，我怕踩到他们的脚。 我站在医院的门口抽烟，等待视力逐渐恢复，一想到以后很有可能就和现在一样什么都看不清，甚至更糟，心脏仿佛变成一块铁，沉得走不动路，也不知道该去哪儿，想去哪儿。 一个中年人和我一样面色沉痛地抽烟。他不停地叹气，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我能感受到他很痛苦。痛苦去吧，与我何干？ “小伙子，你眼睛咋了？”他问我。 “刚滴完散瞳药。”我没看他，懒懒地回答。 “哦。我昨天也滴了，得几个小时才能恢复。” “嗯。” “啥病啊？” “黄斑。” “严重吗？” “现在还行，影响不算大。” “哦，那你这得多少钱啊？” “两百多块钱。” “啥？两百多块钱？那挺好，我这得好几万。这破地方，赶上抢钱啦！” “听口音老乡啊！你咋了？” “左眼晶体萎缩。唉……” “就一只呗。” “一只就够呛啊！你这咋这么两个钱呢？” “药都不给我开，想花钱花不出去。哼哼。” 和他聊天时，我一直在无力地笑着，主要是嘲笑。 “啥意思啊？” “治不了呗。” 这次检查，算是彻底死了心。 回到家开始喝酒。坐在墙角，一手拿着酒瓶，一手拿着眼药水往眼睛里狂挤。但眼药水全被眼泪冲了出来，我把眼药水奋力扔了出去，随便往哪儿砸。我得用双手拦住泪水，就把酒瓶也撇了，然后身体像泪水一样顺着墙角往下溜，躺在地上用手臂盖住眼睛浑身颤抖，我想喊，却发不出声音。 练习用拐 在知道自己早晚要面临一个彻底黑暗的世界之后，我准备开始练习失明，挑战洗漱、上楼、脱衣、睡觉，全程闭眼。听起来简单，没几步就踢到货架上。我坚决没睁眼，手到处乱摸，试图摸到我熟悉的东西就知道位置了，大脑计算着下一步记忆里的场景。 我开始变得蹑手蹑脚，凭着记忆向前摸索，非常憋屈，心里有点慌，到了卫生间忘了地上装水的盆，一脚踢翻。一气之下决心不练。 第二天晚上想想还得接着练。于是非常小心，这个看似很简单的过程我用了比平时多十倍的时间。挑战成功。 我要不是真有病也不会练这本事，就像我也不会刻意去练习瘫痪一样。可谁能确保这一生绝对不会瘫痪呢？恐怕连瘫痪的人在瘫痪前也没想过。 “练练？” 大脑一热，当时就上网买了双拐。轮椅太贵觉得没必要，也没地方放。现在练不练不重要了，想到别人看我拄拐的表情，一定很好玩。 拐到家的时候我不在家，三姐看到拐当时就蒙了。 回到家后我直接问三姐拐在哪儿。 “不知道，扔了。”她瞥了我一眼，继续往货架上挂货。 “哪儿呢？快点的。”我充满期待地笑着问，自己找了起来。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买这玩意儿干啥呀？” “玩。” “看我不给你告咱妈，让咱爸给你这破玩意儿踹弯弯喽。”她相当嫌弃，就好像我带回了瘟疫。 爸妈知道后果然把我一通骂，正常人谁玩这玩意儿？ 过了几天，几个都有自己小车的朋友叫我去喝酒，一男三女。我们也有些日子不见了，我之前忙他们都知道，现在闲他们也知道。这次叫我去喝酒的方式很特别，他们把手机立在大酒杯前，屏幕是我的照片，用另一个手机拍视频呼唤我。 “大叔。来喝酒啊！”伴随着三个女人的笑声。 我觉得好奇，就去了。我想让事情变得更好玩，就带了双拐。 天空飘着小雪，我拎着双拐飞奔上一辆出租车。下车的时候就开始进入状态，拄起双拐，关车门时听到司机的惊叹声。 本打算只让一条腿出问题，一想是双拐，还是两条比较合理。我架着双拐拖着双腿往饭店的屋里钻。头一次正式用不太熟练，门口的珠帘挂在我身上搞得很麻烦。服务员很快过来帮忙。 “先生您是？”她有点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帮我。 “找人。三个‘6’是哪间屋？”我表情平静地说。 “哦。在里面，你慢点，用不用我扶你？”她看我的眼神还是很奇怪。 “不用。”我说完直奔里面走去。 我注意到很多人都在看我，可能是门帘搞的动静有点大，也可能是架双拐来这种地方的人很罕见，所以惹眼。还有可能他们没见过架双拐像我这么快的，我像逃一样往里面赶。其实我内心很不自在，故作淡定。 当我出现在约我的几个人面前时，他们的笑声戛然而止。他们惊愣地盯着我，都在问发生了什么。 我一转身坐在固定的靠椅上，腿是瘫痪的，拧在一起是我用手摆顺的，位置离酒桌有一点偏，就撑起屁股挪了一下，然后再把腿一条条摆好。 他们的眼睛还盯着我，肉也不吃了，酒也不喝了，焦急地等待我的答案。我知道他们很着急，却不慌不忙地倒满酒，脸上是憋不住的神秘，想笑。这表情让他们开始半信半疑。直到我站起来原地踏步几下才证明我没事。腿是没事了，他们又认为我的精神出了问题。 这事儿给他们的冲击力挺大。我本以为他们会瞬间爆笑，结果没有。他们看我的表情很陌生，陷在应该笑又笑不出的尴尬情绪里。 “我就是想看看你们什么反应，看完了，咱们喝酒吧！”我实在忍不住笑着说。 “哎妈呀。我这心哪，还没缓过来呢。”正对面的朱娟说。 “就是啊。你咋想的啊？几个月不见你咋变成这样了呢？”斜对面的大漂亮说。 “他就是有病，从小他就跟别人有点不一样，长大了这是发病了。下次我说咱们出来别叫他，让人以为咱们也不正常呢。”旁边胡哲说。 “来。干酒。”我端起杯笑着招呼大家。 几杯酒后才回到我们以往喝酒的状态，嘎嘎大笑。 几乎每次都一样，喝到后面他们就各诉各的苦，期望大家能解决他们的困惑和难题。女人们基本上是钱不够花和爱她们的人不尽如人意，或者她们爱的人让她们不满意。胡哲已经苦得什么也不想说了，他的问题是不知道该爱谁，不知道谁爱他，在不同的女人之间迷失了方向，钱也不够花。 活生生一个比惨大会。 我才懒得劝，都说我不正常，就好像正常人活该不开心似的。 我们每次喝完都意犹未尽。大家都是单身，比较自由，酒精催化着情绪，让我们总想像以前一样充满活力。我们也时常感慨，怎么就突然30岁了呢？ 想当初，半夜喝多了去寺庙敲和尚门干过，半夜上山放烟花干过，半夜去水库等日出干过。这一回大家想不出什么特别好玩的事。事实上，近两年我们每次纵情宣泄情绪后的第二天几乎个个都精神萎靡，浑身虚软。一闹闹到后半夜，这几具30来岁懒得要命的肉体哪经得起这般折腾。 又快凌晨了。我们的去向跟我们的生活一样没有方向。 “咱们去哪儿玩啊？”后排的大漂亮问。 “就是啊。这么晚都关门了吧。”朱娟说。 “就只能唱歌了。”胡哲说。 “不去。没意思。”小娇说。 “回家吧，我想回家，送我回家。明天还得干活儿呢。”我说。 “干什么活，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小娇说。 “快说呀。咱们去哪儿啊？”大漂亮说。 情绪很快就落了下来，跟他们的生活一样，想干点什么，又不知道干什么，很快回到他们各自的不爽中。酒精能让快乐更快乐，也能让悲伤更悲伤。三个女的在后排相互依偎，我和胡哲在前排。 “要不咱们去火葬场吧！那儿现在一定很安静，能让你们静下心来感悟一下人生。”我说。 他们都说我有病，都不想去，也不敢去。于是我们纷纷各回各家。 越来越多的朋友、家人开始说我“有病”，不只是眼病，而是不正常，神经有点那个。我也不去争辩，不正常又怎样？ 练习孤独 我经常想起自己的一个表哥，我叫他三哥。他在20岁的时候一次矿难中双目失明。他35岁时有过一次闪婚，从相亲到婚礼只用三天，从婚礼到新娘消失只用了两周。 新娘跑了生孩子就没希望了，没有孩子的往后余生还有什么希望？那次三哥赔了很多钱，还留下一个谜：没有人能确定三哥有没有跟她发生过关系。 他们希望发生过关系，这样似乎就没那么大的损失了，而且好像那样以后，三哥的人生也算圆满一点。但究竟发生过没有呢？三哥从来不说。 我总是偷偷地观察他的神态，试图预知没有光的内心是怎样一种状态。他的状态总是那么平静，这般平静细思极恐，是无数次绝望沉淀的结果。 他的耳朵非常敏锐，能在复杂的环境里听到常人看不到的，能找到别人遗忘的东西放在哪儿，我想这些本事以后我也会有。 他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认真听电视或者听别人聊天，很少发言，只是认真地听。近几年加入了基督教，成为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经常参加聚会，以此极大填充了孤寂的内心。我没见过他聚会时的样子，我猜一定有人用心听他说。 他的工资在农村生活绰绰有余，据说他把大部分钱捐给教会，家人对此很不理解。可怎么就不想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每次他家的时候，三哥也默默地站起来为我们送行，只是默默地站在角落里，什么也没说。 “三哥，我走了。”我特意说了一下。 “啊，走了，没事常来。”他忽然一愣，然后笑着说。 我说：“好。” 我意识到失明将要面对的不只是一个彻底黑暗的世界，还是一个没有任何其他人的世界，就自己孤零零一个人被困在里面。 我想起2016年从北京检查回来的时候，我跟幕遥的对话。 她问：“结果怎么样？” “还是治不了。” 声音停顿了片刻。 “哦……等你回来陪你喝点。” “会越来越差，我以后就是残疾人了。” “嗨！我挑来挑去竟然挑了个残疾人。” “嫌弃了呗。” “嗯。当然嫌弃了，回来想吃什么？你想想吃什么，我好攻略一下去哪儿。” “再说吧。” 我当时冲动，以为她真嫌弃了。事实上，她只是比我提前接受了我没接受的现实。 我没见她，直接回家了。她没有抱怨，然后我们也再没有联系。那之后，我就去了义乌。 直到2019年元旦，我又去义乌进货的时候，视力再次下降。元旦的烟花在夜空绽放，触景生情，我又给她发了一条消息。 我说：“希望在新的一年你能遇到对的人，这便是我*大的期许。” 她说：“你能对我释然便是我*大的期许。” 非常好。没有比这更好的结果。 2019年夏天，我决定去附近的一个原始森林野营。我一直喜欢大自然，呆在山里的时候就觉得静，觉得踏实。那次我原准备一个人去，而且提前做好了攻略，临行前，家人还是不放心，让二姐夫陪我去。 其实我想坚持一个人，为了提前练习适应孤独。我曾在西藏向一个师父请教孤独是怎么回事。 我问：“师父，您孤独过吗？” “当然。”他轻松地笑着说。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想把头撞在地上啊。”他忽然笑了。 他虽然在笑，但我理解那种感觉。我想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多加练习。但这理由跟家人没法开口，他们不会理解还有人想要孤独。后来我没坚持，坦白讲，我也有点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