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重塑

中国西部工业化的起步 战时，厂矿企业内迁开启了中国西部的工业化进程，尽管道路崎岖、艰难，但意义重大。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企业家克服战时诸多自然的、社会的困难，迅速兴起、发展和壮大，生产了大量军需民用急需的产品，并与各国经济界开展了一系列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大后方企业界和工矿企业为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长期抗战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战后，资源委员会厂矿企业在西南、西北生根。在西南川滇黔各 省留下的各项事业中，仅四川一地便有10项电力工业维持生产；天府矿业公司与嘉阳、全济两煤矿合并，改为天府煤矿公司，日产煤维持在1000—2000吨之间；中央电工器材厂有限公司重庆制造厂及重庆区营业处、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重庆营业处、中央电瓷公司宜宾与重庆办 事处等几家单位仍在工作；中央化工厂筹备处重庆工厂、资川酒精厂、天 原电化厂有限公司等持续生产。 抗战胜利后经济复员的过程中，在民营与合办事业中，尽管内迁的工商实业家大多数迁回原来事业的所在地，但民营厂矿各种机器设备 迁回原址的则十分鲜见。1946年7月19日中国西南实业协会上海分会复会，钱新之任理事长，总干事为蔡承新，常务理事有周作民、徐寄庼、张肖梅、杨季谦、潘昌猷、刘航琛、卢作孚、缪云台，常务监事为王振宇、古耕虞、葛敬中等。在复会大会上，金融家康心如作为卢作孚的代表发言说：“我们国家抗战八年，在云南、四川、广西一带，建立 了不少的事业，这些事业都是西南实业协会予以帮忙的。胜利以后， 所有的人都走了，事业也停办了。西南种种情形看起来似乎是有些可悲。”钱新之发言说：“我们现在已经都回来了，但是我们可忘不了 那边的事情。那边还需要本会去推动联络。”工业家、实业家们纷纷复员，确实使大后方尤其是西南工业，顿现凋零衰败的残破景象。但在抗战期间，大后方工商界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乃至于全国工商界之间建立起来的各种经济关系和私人友谊，不可能随着抗战的结束中断，相反这 种联系和关系依然维系着。而这其间兴办起来的工矿企业，无论在战 后受到怎样的冲击，都不可能也无法再次回到历史的原点，回到战前 那种基本没有现代工业的状况。1945年8月15日，刘鸿生自重庆致函其 妻子叶素贞：“余在此所创事业，如中国毛纺织公司、中国火柴原料公 司、华业火柴公司等，业务均称发达，规模年有扩充，产品供不应求， 颇得社会好评，并深蒙当局之嘉许。”抗战胜利之后，经营环境尽管 与前大为不同，但刘鸿生在原大后方地区的企业，依然能够维持并获得发展。 沿海厂矿企业艰难西迁以及在后方的重建与发展，体现了中华民族为争取独立、自由而顽强抗争的决心和意志；内迁厂矿企业成为抗战时 期大后方现代工业的核心和骨干，为抗战经济、国防力量做出了突出贡献，推动了中国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发展进程。抗战时期的工业大西迁，谱写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的光辉篇章，也成为永远矗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不朽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