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文化

　　《自由与文化》：　　我们有明确的证据证明，经济因素乃是文化的—个内在的部分，这个部分决定着政治上的措施和规程所表现的现实转变，不管人们在口头上的信仰是什么。虽然后来曾经流行着把存在于经济和政治之问的联系模糊起来乃至谴责那些唤起对它注意的人们，麦迪生和杰斐逊一样，对于这种联系以及它对民主的影响是十分明白的。然而认识到这种联系要求普遍地分配财产和防止产生贫富两极与明白地承认在文化和自然之间有这样紧密的关系，以致文化可以构成思想和行为的式样却是两回事。　　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一样，是不能跟习性分离开的。关于自然的知识状况，即关于物理科学知识现状，乃是文化的一个方面，而工业和商业、商品的生产和分配，以及公用事业的管理都是直接依赖于这个方面的。如果我们不考虑到十七世纪新的自然科学的产生以及它发展到当前的状况，我们对生产和分配的经济活动以及*后对消费的经济活动就不能理解了。工业革命的结果和前进的科学革命的结果的联系乃是一个无可争论的证据。　　人们一直还不习惯于把艺术、美术当作是影响民主制度和个人自由的各种社会条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承认了工业和自然科学的状况所具有的影响之后，我们仍然倾向于反对这个认为文学、音乐、绘画、戏剧、建筑同民主的文化基础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观念。甚至那些自称为忠实的民主政体的信仰者也常常把这些艺术的成果当作是文化的装饰品，而不当作是在民主成为现实时应当为一切人们所分享的快乐。在极权国家中的情况可能诱导我们修改这个意见。因为它证明了，不管导致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创作他的作品的冲动和力量是什么，艺术作品一经存在，便成为*有力的交流手段，能激起情绪和形成舆论。剧院、电影院、音乐厅，甚至画廊、讲演、游行、公共运动和娱乐场所，都已被置于管制之下，作为宣传机构的一部分，使专政得以继续当权而不致为群众认为是压制的手段。我们开始认识到，情绪和想象，在形成公共的情操和舆论方面，较之报导和理性更为有效。　　的确，远在当前危机到来之前，曾经有过这样一句说法：如果有人能控制一个国家的歌曲，他就无需乎去注意谁曾经制订法律。而且历史的研究表明，原始宗教之所以有决定人们信仰和行动的力量，就是由于它们有能力通过礼节和仪式、神话和传说这一切具有艺术作品特点的东西去影响人们的情绪和想象。教会——它在近代世界中一直是具有*大的影响的——已经把它们[原始宗教]诉之于美感的诸般手段继承下来，并且在使这些活动适应于它自己的目的以后，便把它们包容在它自己的结构之中，以赢得和保持群众的忠诚。　　一个极权的政府总是用控制感情、欲望、情绪和意见的办法来控制所有在它统治之下的人民的全部生活，这的确是一个单纯的无可置疑的真理．因为一个极权的国家一定是整体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这一点考虑在内，我们将不会懂得在德国和俄国现存的政府与教会之间恢复战斗的激烈程度。这种冲突并不是一个领袖的任性的表现。它是任何要求所有在它统治之下的人民全部忠诚的政权所固有的特点。如果它要能持久的话，它必须首先和始终控制着想象以及我们通常称为内在的一切冲动和动机。宗教组织就是利用这些手段来进行统治的，而且由于这个理由它们便同任何走上极权之途的政治组织成为天然的敌对者了。因此，在我们民主国家的人们看起来是极权主义国家的*讨厌的东西却正是拥护极权主义政府的人们所称赞的东西。这些正是民主国家所缺少因而受到他们指责的东西。因为他们说，民主国家未能掌握公民们的全部构成物，无论是意识形态上的和情感上的构成物，因而使民主国家不得不仅仅采取外在的和机械的措施来取得其公民的忠心支持。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一切当作是有时似乎已经俘虏了全部人民的那一种集体幻觉症的症状。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认清这个因素的影响，这样我们自己才可以避免那种集体幻觉，认为极权主义仅仅依靠外部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