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札记

（一）所谓中国“儒学”对欧洲启蒙时期的思想影响，其源只能来自利玛窦起的耶稣会传教士，尤其是康熙年间在宫中行走的那些法国传教士们。这几乎是这个时期了解中国的唯一渠道。教士们口耳文字所传，很不一致。早期的利玛窦与龙华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即完全相反，有些观点是对立的。尔后利、龙两种意见在传教士当中形成对立的两派，成为天主教内有名的中国“礼仪之争”。简言之，即对中国文化持“调和”或“求同”的态度和持“立异”或“批评”的态度。传教士的不同意见也影响了当时的知识界。莱布尼茨和伏尔泰属于前一种意见。莱氏以宋儒“理、气”之辨支持自己的“单子论”，以“八卦图”支持自己的“二进位制”。伏尔泰则以“儒学”中的“仁”的概念支持自己的“宽容”论。而与莱布尼茨同时的马勒伯朗士则本龙华民所见，以为“理、气”之说可与欧洲的“泛神论”相侔，攻为变相的“无神论”。孟德斯鸠与伏尔泰同时，他从传教士那里得到的关于中国的印象也完全不同。看看《论法的精神》里中国人的形象，常不禁会使人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怯懦、自私而又懒惰……所以传教士传递的信息和观感是很不一样的。
（二）从深层的思想看，无论是英伦的自由主义传统，还是西欧大陆的理性主义传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完全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前者的历史源泉是两希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经文艺复兴、宗教革命而通向近代启蒙思想，并导出民主与科学；后者的历史源泉及其传承路线是顾准所说的“史官文化”，专一地服务于当时的政治与道德。这一特点已为17、18世纪欧洲思想家所认识到，伏尔泰就曾说中国哲学是“应用哲学”或“道德哲学”。
其实，今天说中国“儒学”启发了欧洲之启蒙运动者，并非新论。张君劢在20世纪40年代（或更早？）即曾说过：“吾国所谓理，所谓道，在关闭时代，不外乎仁义礼智孝悌忠信而已。孰知此理此道传至欧洲以后，乃复为理性主义，在知识方面为范畴为论理方法，在行为方面为道德为意志自由。”此“理”此“道”如何“变”成了欧洲的“理性主义”的，是不可能说得圆的，且张氏这段话本身已分明中国的“理”与欧洲的“理性”本是两码事。欧洲的“理性主义”自有其自身的历史人文渊源，不是外来的。欧洲人接触到宋儒的“理”时依音译为“Li”，有时还与“礼”混同，猜度大体与他们的“reason”相应，西文的“reason”与中国的“理”，在中文中虽都有个“理”字，但各属自己的道统，是互无联属的。
把中学与西学作比较研究，无疑是一个很有趣的学术问题。在交通大开、地球变小的今天，各种文化得以有相互沟通、相互影响之便，自然有许多话可说。但如果说17、18世纪时“儒学”竟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过多么大的影响（甚至说西方资本主义的诞生有东方文化，即中国文化的“推动”，并借美欧“后现代”名家以为助力），则实在是说不通的。历史是不应演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