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奎报咏史诗研究

　　《李奎报咏史诗研究》：　　李奎报有着对国家、对人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高丽武人专政时代，派系斗争频仍，人民生活贫困，而契丹、女真、蒙古、倭寇等外族势力又频繁入侵朝鲜半岛。在各种矛盾交织错杂、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环境下，李奎报对国家和人民报以极大关怀，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又首先体现在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观李奎报诗，《东门外观稼》《雨中观耕者，赠书记》《新谷行》《代农夫吟二首》《孀妪叹》《路上弃儿》《闻国令禁农饷清酒白饭》等体现关爱人民、同情百姓的诗作不胜枚举，而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人民伟大的爱也不言而喻。人民生活富足，农业丰收，无疑也是诗人*大的愿望，如在《新谷行》中，作者曰：“一粒一粒安可轻，系人生死与富贫。我敬农夫如敬佛，佛犹难活已饥人。可喜白首翁，又见今年稻谷新。虽死无所歉，东作余膏及此身。”（《东国李相国集·后集卷一》）再如在《过松林县》中，诗人欣喜地说：“露积崇困驯鸟雀，刈残遗穗付牛羊。路逢村叟闻佳语，今岁谁家不酒香。”（《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十一》）而人民的不幸同时也是诗人的不幸，如《孀妪叹》中，李奎报曰：“林叶尚青青，蟋蟀鸣砌底。妇女已惊秋，殷勤理机杼。独有老孀妪，拱手愿复暑。时节固有程，进退宁为汝。园枫行欲丹，尔可寻古絮。答云是何言，妾本*贫女。故絮久已典，新衣谁复与。我闻恻然悲，心若挂私虑。要趁穷秋时，尺帛期可惠。”（《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十二》）这种对人民的爱不禁叫人想起白居易《卖炭翁》中的老者。就李奎报诗中之人民性特点，高丽时代学者即有曰：“古人以白公为人才者，盖其辞和易，言风俗叙物理，甚的于人情也。今观文顺公诗，虽气韵逸越侔于太白，其明道德，陈风谕，略与白公契合。可谓天才人才备矣。”②今有学者亦就此道：“他还通过描写农民悲惨遭遇的农民诗，对腐败的封建官吏进行了批评，表现出对饱受掠夺之苦的下层人民的关注，这是门阀贵族文学中绝不可能表现的。”①的确，一方面，李奎报作品中的“农民诗”在门阀贵族中是较稀有的，另一方面，我们却应注意，李奎报毕竟属于封建地主阶级，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其社会责任感中的时代局限性。据《东国李相国集·年谱》，高丽神宗五年（1202）：“壬戌，泰和二年，公年三十五。夏五月，丁母忧，冬十二月，东京叛，与云门山贼党举兵，朝廷出三军征之。军幕逼散官及第等，充修制员，历三人，皆以计避不就，至公，慨然曰：‘予虽懦怯，亦国民也，避国难非夫也。’遂从军，于是幕府欣然，奏为兵马录事兼修制。盖畅其情也。是月，行次清州，作《幕中书怀》古诗十八韵，呈同营诸公，又次尚州作《观金上人草书，古诗十五韵》。”李奎报生平**次参加军事活动，参与的即是对农民起义的镇压，但就其自身出发点而言，确系地主阶级立场上的一腔社会责任感所驱使，因而今人亦无可厚非，李奎报诗、文中皆有关于这一军事行动的反映。而其后李奎报则选择与武人政权合作，且不免有阿谀武人崔氏之虞，如朝鲜王朝初期学者曹伸即道：“文顺公诗文自可脍炙人口，而其《上晋阳公》感谢米炭，诗曰：‘炭玉苫苫堆可仰，米珠粒粒重难掀。……一生祝寿凭谁证，无尽虚空有佛尊。’语甚浅俗。……文顺公评论东国书诀，以金生处神品**，僧坦然居第二，晋阳公崔瑀为第三，柳伸第四。”②崔瑀即崔怡，崔忠献亡后高丽崔氏武人独裁政权的实际继承人，而曹伸评价李奎报语不无讥讽，尤其“语甚浅俗”一语与其说是评价李奎报诗文，不如说是对李奎报“阿谀”崔怡之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