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里书外

　　《字里书外》：　　铭石书　　书家历来看重秦篆、汉隶、唐楷，都是刻在石上的书迹，俗称“秦刻石”“汉碑”“唐碑”。古代刻有文字的石制品，金石学家以形制、用途命名，多达十余种。“刻石”*早，秦始皇所立纪功刻石，形制如方石，环刻文字，前人名为“刻石”。其次是“碑”，先秦时代就有碑，宫中测日影的竖石，墓旁引棺下葬的竖石，庙里系牲的竖石，皆日碑，但不刻文字，东汉始有刻文之碑。石碑上书刻的文字，字形大于竹帛之书。　　东汉那些表事迹、述功德的石碑，碑文分两个部分，前为序，用散文叙事；后有铭，用韵语作颂。这种前序后铭、散文韵语结合的体例，西晋陆机《文赋》列为十种文体之一，也名为“碑”。　　汉朝人书碑，石碑卧于地，俯身碑上书写，也是辛苦事。碑石颜色或青或灰，用鲜艳的朱砂写碑文，字迹不变形，不易褪色，色泽醒目，便于工匠镌刻。　　朱砂是汞化物，古时称作“丹”，所以写碑称为“书丹”。东汉以来，书碑之事遣派书吏为之，间有官僚书家为之，蔡邕书写石经碑是著名的例子。　　帝王写碑，始于唐朝，或者说，不晚于唐朝。太宗、高宗、武则天的御制之碑，形制高大，庄重气派。贵为天子，当然不会直接在石碑上书丹。即使做臣子的欧阳询，贞观年间还在写碑，七十五岁写了《房彦谦碑》（631）和《化度寺碑》（631），七十六岁写了《九成宫醴泉铭》（632），古稀老人哪里经得起趴在碑上书丹的折腾。情理如此，那么唐朝君臣又如何写碑呢？答案可以在《升仙太子碑》碑阴题名里找到：“承议郎行左春坊录事直凤阁臣钟绍京奉敕勒御书”，“宣议郎直司礼寺臣李元琛勒御书”，所谓“勒御书”，就是把武则天写在纸上的碑文摹勒到石碑上。　　摹勒纸上写好的碑文，先用朱笔双钩纸背面的字迹，成空心反字：再把纸正面朝上扣在磨光的碑面上，使背面朱砂双钩的空心字贴于碑面，其上再垫纸，然后用圆滑的石头研磨，使纸的背面朱砂双钩空心字印到石碑上，再由工匠镌刻。　　书家在纸上写碑文，才有了摹勒上石的工序。摹勒者，应该是能书擅书之辈，唐朝官府里有很多这样的书手。“勒御书”的钟绍京当时就是擅书的低级文官。如此一来，节省了书家的体力，提高了写碑的效率。唐碑之多，形制之大，都胜于汉碑，改变前代写碑的“书丹”方式恐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书刻碑版的书体，南朝刘宋书家羊欣（370～442）称为“铭石之书”。见于他评论钟繇书法的一段话：“钟书有三体：一日铭石之书，*妙者也；二日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日行狎书，相闻者也。　　三法皆世人所善。”（《采古来能书人名》）钟繇（151～230）由汉入魏，在东汉生活了七十年。羊欣所说钟繇擅长的三种书体，“铭石之书”指用于碑刻的八分隶书，“章程书”指楷书，“行狎书”指行书，则用于日常文牍。那时行书、楷书刚刚兴起，是“书于竹帛”的新书体，钟繇以这两种书体获得书法声望，而羊欣认为他的隶书“*妙”。南齐王僧虔（426～485）《论书》也说到钟繇的三体，乃抄撮羊欣之说，他把“铭石之书”简化为“铭石书”。　　汉代书刻庄重的纪念性碑版，通行正体隶书，所以南朝书家称为“铭石书”。纵览古代铭石书迹，都是采用当时的正体，因此我们可以借用“铭石书”泛指刻在石上的正体书迹，或者说，正体才有“铭石体”资格。　　“铭石书”之“书”，兼指书写和文字，具体所写文字又必属某种书体。文字书写之事，古来一直要求文字正确，书写端正。汉朝课吏，规定“书或不正辄举劾之”（《说文叙》引《尉律》）。唐朝选拔官吏的“身言书判”四项考核，书写一项要求“楷法遒美”（《新唐书·选举志》）。勒碑的文字意在垂于后世，则“铭石之书”往往采用当时规范的正体，以示“礼敬”的郑重。为了体现书法之美，书碑者多是一时之选的书法名家。所以历史上的大量书法杰作都是“铭石之书”，如唐碑楷书、北朝碑志楷书、汉碑隶书、秦刻篆书，不但是后世临池学书的范本，历久而成为书法经典。　　历史上的正体，先后经历了篆书、隶书、楷书三个时代，那么古代“铭石书”（铭石体）的进程又是怎样的情形呢？殷周到秦朝是文字书写的篆书时代。西周的正规字体见于青铜器，是大篆，为秦国继承，在春秋时代的秦国才出现长篇大字刻石《石鼓文》，体势与秦国的金文《秦公簋》一致。秦朝正体是改大篆而来的小篆，秦始皇东巡所立刻石都是小篆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