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与利益不同的人合作

1.合作越来越必要，也越来越困难 形成伙伴关系、通过合作建立互相联系的强烈愿望，可能是自然界中*古老、*强大和*根本的力量。不存在孤立的、自由的生物：每种生命形式都依赖于其他的生命形式。 ——刘易斯·托马斯（Lewis??Thomas） 合作常常是必要的，而且通常具有挑战性。我们越需要它，就会发现越难实现它。 “我永远不可能和那些人合作！” 2015 年 11 月，我促成了三十三位国家领导人举办首次研讨会。他们聚在一起是为了寻求方法解决他们国家*重要的问题：不安全、不合法和不平等并由此引发的系统性崩溃。会议上的每个人都很担心这种情况，并决心为此做些什么，他们认为共同努力可能比单独行动更能有所收益。我认为这个项目相当重要，暗下决心竭力促成。 与会者来自各行各业，有政治家、人权活动家、军队将领、企业主、宗教领袖、工会会员、知识分子、记者。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差异巨大，其中许多人是政治上、职业上或个人理念上的竞争对手。他们大多不认同、不喜欢或不信任对方。在他们的国家和这个群体中，猜疑和防御的情绪高涨。 为了解决他们*重要的问题，这些人需要合作，但他们不确定自己能否做到。 我原以为研讨会将一直波澜不惊。参与者们都在谈论他们截然不同的经历和观点，所有人都在一起，分成小组，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到酒店外走访当地人和项目。他们开始谨慎地相互了解，希望能一起有所作为。 然而，在研讨会*后一天的上午，项目运营团队（由十一名当地人、我的同事和我组成）就一些进展不顺利的事情展开了一场争论，比如协调混乱、组织过失、沟通失败。一些组织者认为我的工作做得不好，第二天他们写了一份批评性说明，互相传阅。 团队中的一名成员把说明发给了我。组织者在我背后挑战我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精神，我感到很不舒服，很失落。我害怕我期待从项目中得到的成果和收益会落空。我觉得我需要为自己辩护，所以我发出了**封邮件，然后是第二封、第三封，解释为什么从我的专业角度看，我在研讨会上的做法是正确的。 我知道我犯了一些错误，但我担心如果我现在承认这些错误，我将面临更大的危险。我确信，总的来说，我是对的，他们是错的；他们是恶人，而我是受迫害的英雄。 在那一周里，我与不同的组织者进行了电话交谈，我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我认为那些因为我们遇到的问题而责备我的人是在无意识地背叛我和我的团队的努力。我做出了反击并责备他们。我变得越来越多疑、独断和固执。我也想保护自己的安全，所以我变得越来越小心和谨慎。我决定，我不认同、不喜欢、不相信这些组织者，我不想就这个问题与他们接触，也不想再与他们共事。我真正想要的是让他们走开，让所有的不快都消失。 敌对化综合征 这种短暂而尖锐的冲突让我在内心深处感受到一种我思考了很久的挑战。为了在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项目上取得进展，我需要和其他人一起工作。其中包括我不认同、不喜欢或不信任的人。不知不觉中，我开始认为他们是我的敌人。这种内部分化将我们的合作置于险境。我们内部的这种小规模互动，再现了一个更大的国家系统的合作常态——不信任、分裂、崩溃——这个项目本应对抗这些。 在这个普通的事件中，我表现出了一种常见的行为或综合征，我把它称为“敌对化”（enemyfying）：认为和我们打交道的人是我们的敌人，认为是他们造成了我们的问题，而且正在伤害我们，并据此进行思考和行动。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会用内涵不同的词语来形容其他人：他人、竞争对手、竞争者、对手、敌手、敌人。我们经常这样描述其他人，有时经过深思熟虑，有时漫不经心，甚至习惯性地这样表达。但敌人总是其他人：那些人。就像那些关于不规则动词变形的笑话，比如“我是坚定的，你是固执的，他是一个顽固的傻瓜”（I??am??firm,??you are??obstinate,??he??is??a??pig-headed??fool.）。在敌对化方面，类似的是“我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你错了，她是敌人”（I??see??things differently,??you??are??wrong,??she??is??the??enemy.）。 我们身边有很多敌对化的行为。它每天都在媒体中占据主导地位：人们不仅仅把他人视为要打败的对手，而且把他们视为要消灭的敌人。这些人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民族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移民和种族主义者、恐怖分子和异教徒。 2016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充满了敌对化行为。在谈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的竞选活动时，喜剧演员阿西夫·曼德维（Aasif??Mandvi）解释了“敌对化”是如何创造出一种自我延续的恶性循环的： 特朗普本质上是在利用这个国家*害怕的、种族主义的、排外的、基于恐惧的心态，但他也认为世界其他地方拥有这种心态是合理的。不管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还是特朗普，他们的意思基本上是：你有理由感到害怕，你有理由感到被剥夺了公民权，你有理由感到愤怒，因为这个世界上有那些人的存在。 世界各地的政治话语中充斥着敌对化、诋毁和妖魔化的内容。不仅在政治领域，这种敌对化综合征也会在工作和家庭领域上演。 我常常把别人敌对化。我会告诉自己别人（同事、客户、供应商、邻居、家人）是如何把事情搞砸的。我知道，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来说，我告诉自己的故事并不完整，也不公平，而且讲述这些故事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消磨时间的方式。我也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例如，在婚姻关系咨询中，一开始大多数人都会想：我们的问题是我伴侣的错，我希望这次咨询能让他（她）明白他（她）需要做出改变。敌对化是诱人的，因为它向我们保证，我们很好，不需要为我们面临的困难负责。 敌对化是一种理解和处理真实差异的方式。它将我们极其复杂和多彩的现实简化为黑白两色，使我们能够理清正在发生的事情，并调动能量处理它。但是，正如记者 H.??L. 门肯（H.??L.Mencken）所说：“对于人类的每一个问题，总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简便高明、看似合理，但却是错的。”敌对化会令人感到兴奋和满足，甚至令人感到公正和英勇，但通常会掩盖而不是清晰地呈现我们面临的挑战。它会放大冲突，收窄解决问题和发挥创造力的空间，用无法实现的决定性胜利的梦想令我们分心，无法专注于真正需要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