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时间:康托洛维茨传 (精装)

在1960年的一部名为《电梯》（Die Rolltreppe）的德国小说中，有一个人物是一位中世纪史学家。他是霍亨施陶芬皇帝腓特烈二世的传记作者，亦是环绕着斯特凡.格奥尔格的秘密小圈子的成员。在**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随利曼.冯.赞德尔斯将军在安纳托利亚服役。这部小说的一个场景被安排在1928年一座优雅的罗马饭店“拉涅利”。普鲁士历史研究所的所长在主持一次晚餐，出席的成员包括一位博物馆馆长、一位著名实业家、一位知名历史学家。他们吃着烤斯堪比虾、火鸡胸肉配菜蓟、红菊苣沙拉（“尤其合时令”）、奶酪蛋奶酥（“餐厅的招牌”）、水果和咖啡，佐以一瓶巴罗洛葡萄酒、一瓶弗拉斯卡蒂白葡萄甜酒和一瓶阿斯蒂白葡萄汽酒。书中被称为“维特科夫斯基”的历史学家，显然就是恩斯特.康托洛维茨，1928年他在罗马生活，经常光顾这家餐厅，格外享受罗马“引人入胜的弗拉斯卡蒂白葡萄甜酒”。在这部小说的后面，“维特科夫斯基”出现的时候，穿“热带风格的白色西装、米色衬衫，系红丝绒领带”，而在同一时期拍摄的一张照片显示，康托洛维茨正是如此衣着，外加一顶白色的渔夫帽和一对白手套。 在20世纪的历史学家中，很少有人像恩斯特.康托洛维茨（1895—1963）这样，值得基于其工作和生活，为其作一部全面的传记。在去世五十多年后，康托洛维茨依然是*有影响力的中世纪史学家之一，这个“之一”甚至可以拿掉。当然，其他人的工作可能有着同等的分量：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的脑海中会浮现出亨利.皮雷纳、马克.布洛赫、R. W.萨瑟恩、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以及约瑟夫.R.斯特雷耶的名字。他们的学术成就是开拓性的，而且他们的有些作品依然有读者，但没有哪一本像康托洛维茨的《国王的两个身体》这般依然畅销。自1957年面世以来，该书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一印再印，并已译成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波兰语、斯洛文尼亚语和日语。稳定的销量和诸多译本反映了这一事实，即康托洛维茨的著作在好几个学科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反响：不仅是历史，还有艺术史、文学批评和政治思想。在该书出版五十年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写道，这“依然是一部至关重要、博大精深、充满生命力的作品”。乔吉奥.阿甘本则称之为“无可置疑的杰作”，是“我们这个时代关于权力技术的伟大文本之一”。 虽然康托洛维茨的声誉，主要得于《国王的两个身体》，但凭其他作品，他亦可彰显令名。他的**本书《腓特烈二世皇帝》，1927年出版于德国，是魏玛德国*受争议的历史著作之一。手握话语权的学院派攻击它，因它对霍亨施陶芬皇帝持有所谓的“神秘见解”，而其他人则看到了历史编纂学从实证主义中的解脱而予以欢迎。该书面世的时候并无脚注，导致许多人认为作者是向壁虚构；康托洛维茨于1931年出版“续篇”，为其写过的大部分内容提供引证，使得批评他的人陷入尴尬。虽然这本书已经被其他有关腓特烈二世的传记取代，但它依然是历史编纂学的丰碑，而对于学术研究来说，续篇依然必不可少。（“手头没有康托洛维茨，你不会想进入13世纪的意大利史。”） 然后是《基督君王颂》（Laudes Regiae），写作历时十年，直到1946年才出版。从主要的方法论而言，《腓特烈二世皇帝》的重要性在于文学资源的使用（诗歌、预言和颂词），《国王的两个身体》在于法律资源的使用，而《基督君王颂》则在于礼拜学资源的使用。如同康托洛维茨在前言中指出的，在此之前学者们只是“惬意地探讨中世纪思想文化史，而不曾翻开一本弥撒书”，他希望这一点不久变得不再可能。比起其他两本书，《基督君王颂》引起的关注要更少，但它依然重要，既因为它对王权史的重大贡献，也因为它在研究中世纪政治神学上的策略。*后不能忽视的是康托洛维茨的文章，其中许多是学术上的瑰宝（“椟玉”）。林恩.怀特曾为其中的一篇向他致谢：“这无疑是当代学术中*为非凡的功绩之一。我以认识你为傲！” 康托洛维茨的一项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才思的广博。可以想象一下，把他的文集交给一群初学者看而隐去他的名字，叫他们识别作者的专业。有的可能会说他是个艺术史家，有的可能会说他是个对教会法有广泛了解的神学家，有的可能会依据他对派生词的迷恋而指认他为语言学者。*后他们可能会总结说，作者在教父学、拜占庭史、中世纪哲学、中世纪文学领域的知识很渊博，表明他是一个涉猎广泛的中世纪史学家。但是如果这时告诉他们，这个中世纪史学家从未上过一堂中世纪史的课，他们将会觉得不可思议。 尽管这么说，学者生涯很少是读来引人入胜的素材。“与你的书桌保持密切联系，你将赢得一个捐赠教席。”然而恩斯特.康托洛维茨的一生是个例外。出生于波森（现在的波兹南）一个从事利口酒生产的富裕犹太家庭，在他的早期生涯，康托洛维茨是一个狂热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在**次世界大战中，他志愿为德国皇帝而战，因在西线的服役（在“凡尔登地狱”受伤），获得一枚铁十字勋章，因在安纳托利亚的表现，获得奥斯曼帝国铁新月勋章。战争末期，他在几个月之内三次拿起武器：在他出生的城市抵抗波兰人、在柏林抵抗斯巴达克同盟、在慕尼黑抵抗短命的苏维埃共和国“赤色分子”。据说，康托洛维茨在战后声称“我的右边只是一堵墙”；1922年他写道，德国政策应致力于摧毁法国。与他的政治见解紧密联系的，是他作为德国诗人-先知斯特凡.格奥尔格精英圈子成员的身份。作为当时公认的德国*伟大的在世诗人，格奥尔格是令人着迷的偶像。他信奉反理性主义、反现代主义、英雄崇拜以及对国家地下资源的忠诚（“秘密德意志”）。他着力于打造一个由聪俊的年轻人组成的同人小圈子：他们被期待用第三人称称呼他，倾听他的每句话，通过写作和示范来宣传他的理念，其目标在于将德国变成真理与纯洁之地。康托洛维茨是格奥尔格圈中*为突出的年轻人之一（另一个是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后来向希特勒行刺），腓特烈二世传记的写作，正是得于“大师”（Meister）的鼓励。 1933年11月，身为正教授的康托洛维茨在法兰克福大学的讲台上，当着爆满的听众，勇敢地反对掌权的纳粹。（这大概是唯一的一次德国教授公然顶撞政权。）由于受到纳粹学生的联合抵制，他无法继续教学，被迫“退休”，成为一名私人学者。1938年，他差点没躲过“水晶之夜”，先逃亡到英国，后至美国。1939年秋，他在伯克利获得一份为期一年的教职，而后通过进一步的临时任命而续任，直到1945年终于成为正教授。他本乐于在伯克利度过余生，但大学的效忠誓言争端使他未能如愿。康托洛维茨——当然从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旋即成为反对宣誓的全体教员的领导者，一直坚决拒绝签字。1950年8月他被解雇，然后“从梯子上跌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那里，他追求他的学术志趣，同时与诸多当时*有名的知识分子保持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