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创均衡

“看不见的手”体现的经济自由主义 一、“看不见的手”诞生的历史背景 经济运行中，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如影随形，时刻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称市场经济“无形之手”，其发展历史悠远。 重商主义，也称作“商业本位”，是欧洲封建国家*初进行原始积累的一种经济政策，也是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生一系列变化的产物，以国家财富的增加为研究对象，其主要理论包括财富观、对外贸易政策、国家干预经济等内容。 重商主义者视金银为唯一的财富形态，他们认为经济活动必须基于金银的增加。一国财富的真正增加应当表现为金银储备持续增长，因此金银也就成为了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标准。 重商主义者认为只有大力发展国际贸易才能真正使一国财富增加。国内的商贸活动只不过是金银转移的过程，并不能使金银从本质上得到增长，买卖活动只能增加或者减少一方的财富，只有将本国产品输出国外，换回金银财富才是经济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因此，重商主义者格外重视发展对外贸易，并认为这是增加一国财富的唯一途径，必须减少进口、增加出口，才能保障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内，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自由贸易的进行。 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是重商主义的主要观点之一，社会的发展需要国家制定一系列政策来保障，从而加大、激励国内的工业生产。正是靠着重商主义的理念，英国、法国、荷兰等多个西欧国家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赚取了巨额财富，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17世纪中叶，即**次工业革命前夕，工场手工业已经成为英国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并在许多行业内迅速展开；农业也成为商品性农业，农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了改善；这一时期，英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取了巨大利益，这些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资本积累。进入18世纪中叶，从英国发起的**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工业、农业、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英国商品经济迅速崛起，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工业*发达以及对外贸易*为兴盛的国家。之后，伴随着殖民扩张，英国逐渐成为世界上*强大的国家，国内生产力达到顶峰，这时候就需要更大、更开放的市场来消化它国内旺盛的生产力。显然，重商主义关于提高国内生产力的观点已经不符合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其主导的经济体系显然已经制约了英国经济的自由发展。 英国学者埃里克·罗尔指出:“以新技术发明为基础的新的生产方式向人们表明，旧的经济关系已经不适应新的生产力。蒸汽机、动力织机以及珍妮纺织机的出现，要求更广泛、更自由和更灵活的社会、经济(*终还有政治)结构，如果人们想充分利用这些新机器的潜力的话。”由此，英国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为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经济自由理论提供了现实的土壤。 此外，由于资产阶级迅速崛起，其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也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时资产阶级统治力量还较为薄弱，为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顺利进行，必须扫清封建残余势力，扫除重商主义的种种限制政策，在这一经济背景下，“看不见的手”理论应运而生。 二、“看不见的手”理论的文化背景 “看不见的手”理论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人民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兴起于17—18世纪，其核心思想是“理性崇拜”，主要是由新兴资产阶级兴起的。英国也参与了启蒙运动，并走在欧洲的前列。在启蒙运动中，人们开始了对人类自身本性的思考，并将中世纪以来封建神权至上的观点转向了以强调社会美德、道德情感等至上的哲学思想，人性本身的欲望、需求和权利不再被压抑。在这一时期，培根提出了“人是自然界的仆役和解释者，因此他所能做的和所能了解的，就是他在事实上和思想上，对于自然过程所见到的那么多”，从而开启了人本主义思想的大门。 霍布斯提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社会是个人的总和，社会组织的存在是为个人服务的。被称为“自由主义之父”的洛克则更为激进，他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提出要限制国家权力，**次阐释了国家分权学说，解放人性、探求人性、重建人道主义成为这一时代摆脱封建统治的思想核心。哈奇森作为启蒙运动中著名的道德哲学家，他的思想直接影响着亚当·斯密，他认为人具有上升到精神层面的道德感受，会因外在感受而内生出对善恶的评价，人的伦理道德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感情，是判断他人行为与自身行为的标准。他不仅强调人的自然情感，将这种情感基于人的理性之上，而且同人的幸福联系起来，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在此基础之上建构了以同情为基础的道德情感主义哲学而不同于唯理主义学派。但是亚当·斯密在强调同情、仁慈的同时，也发现了合乎情感理性的利己主义，这也为“看不见的手”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使亚当·斯密的经济观与伦理观巧妙结合起来。 荷兰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于18世纪出版《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一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更多的遭到了嘲讽与批评。在书中，他将人类社会比作蜂巢，起初每只蜜蜂都是出于对自身欲望的追求，因奢侈挥霍、炫耀自豪使得这个社会处在繁华并生机勃勃的情形中，“恶德就这样养育了机智精明，它随着时代及勤勉一同前行，并且给生活带来了种种方便，它是真正的快乐、舒适和安然。”然而一些“蜜蜂”认为这样的状态并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于是他们改变了原有的习惯，放弃奢华，变为节俭朴素地生活，却*终导致这个国家商业萧条、民生凋敝。曼德维尔通过这样一个例子阐述了个人恶德带来了社会的繁荣，他从极端的人性自私出发，认为人类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谋取一己私利，即使有助于他人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把这种自私称为个人恶德，它成为现代社会繁荣的基础，各人都谋求自己的幸福，必定能使整个社会的幸福增加，假若没有这种私利，社会将难以维持。于是，“如果从道德的角度看，受自利驱策的商业社会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如果想以公共精神为基础而建立起一种充满美德的繁荣社会，那纯粹是一种浪漫奇想。”这就是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即无论在怎样的条件下美德和商业社会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用一节的内容批判了曼德维尔的学说，并称其为放荡不羁的体系。亚当·斯密认为曼德维尔混淆了美德与恶德的概念，个人出于本性而追求自身利益并不能称其为恶德，“把每种激情，不管其程度如何以及作用对象是什么，统统说成是邪恶的，这是曼德维尔那本书的大谬所在。” 事实上，亚当·斯密是在批判曼德维尔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看不见的手”理论的，旨在说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有助于促进社会利益。只不过和曼德维尔相比，亚当·斯密的观点比较温和。尤其在经济领域，合理利用自利的本性，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投入到经济活动当中，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也就促进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在这一意义上，个人自利也可以算是一种美德。 人。因为真正值得我们被赞扬或被批评与我们实际受到的赞扬或批评有时候是不同的。有些人出于奉承或者虚伪而对我们进行高度赞扬，这种赞扬通常不会引起我们对自身的满意，这时我们需要求助于内心的人来告诉我们是否应该受到赞扬以及如何对待这种不值得的评价。“如果外部那个人为了我们并未做出的行为或者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动机而称赞我们，内心的那个人就会告诉我们。由于我们知道自己不应该得到这种称赞，所以接受它们就会使自己变成可悲的人，从而立即压抑住这种没有理由的喝彩可能产生的自满和振奋的心情。”同样，受到不公正的诋毁时，我们也会产生愤怒的感情，也需要求助于内心那个人来帮助我们纠正所产生的错误，从而给予自己公正的评价。只有具有高尚品质的人才会对人们不公正的赞扬或批评表现出正确的态度，并能够对自身行为做出正确的评价。 亚当·斯密认为，正是人本性中存在自身的欺骗性才使得人们往往难以对自身行为做出公正的评价，这时候需要我们求助于内心那个公正而有理性的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良心。 亚当·斯密对良心的论述是在调和利己与利他的矛盾，这也正是“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所遇到的障碍之一。虽然“看不见的手”在客观上调和了个人与社会的利益，但是如果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侵害他人利益，它将不能正常运行。亚当·斯密认为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天性使然，人们往往看重自身利益而忽视他人利益，这会使得我们为了私欲而不顾他人利益，这时内心的法官便会做出公正的评判，良心的作用得到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