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文学讲坛名家文学讲坛:如何遣词造句

**章
为什么讲句子 安妮·狄勒德在其作品《写作生涯》（1989）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学生问她的一位作家同行：“您认为我能成为一名作家吗？”“那你喜欢句子吗？”那位作家反问道。学生对这个问题感到很惊讶，但是狄勒德十分清楚其中的意思。她说，后来那名学生被对方告知，“如果他喜欢句子，那么他便可以开始着手写作了”。
狄勒德又想起与一位画家朋友的一次内容相似的谈话。“我问他是怎样走上绘画之路的，他回答说：‘我喜欢颜料的味道。’”言下之意（狄勒德本人对这句话并未多作说明），你并不是从一个伟大的构想——像是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或者一件能在卢浮宫展出的杰作——开始的。你的出发点源于对某一艺术形式的某样基本材料所产生的感觉，在上述的一个例子中是指颜料，在另一个例子中则是指句子。
可是，词语之于写作，难道不比句子更接近颜料在绘画中的角色吗？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画布上涂抹，甚至滴洒颜料能令趣事发生，而一个接一个地简单堆砌词语并不能产生什么效果，直到其他某种东西加入。安东尼·伯吉斯的小说《恩德比的外部世界》（1968）中有一句话十分精确地定义了这“某种东西”： And the words slide into the slots ordained by syntax,
and glitter as with atmospheric dust with those impurities
which we call meaning.
词语滑进句法指定的一个个凹槽，
仿佛带着大气的微尘一般
带上我们称为“意义”的杂质而闪耀。 在滑入凹槽前，词语只是互不相干的事物，可以指向任何地方，也可以毫无所指。一旦词语在“指定”的位置安顿下来，它们便由关系纽带相互联系起来—“指定”（ordain）是个神奇的词，能够体现语法结构的固定逻辑。作为主语、宾语、动词谓语、描写语或方式状语，这些词语的结合组成了关于世界的表述，即变成可供人们思考、欣赏、否定或提炼的意义。弗吉尼亚·塔夫特在其著作《巧妙的句子》（2006）的开头引用了伯吉斯的这句话。她这样评价道：“句法赋予词语以某种顺序相互联系的力量……使它们能够承载意义—不论何种类型的意义，并在恰当的位置发出独特的光辉。”众所周知，福楼拜追求“精确字眼”（mot juste）的运用，他所寻找的并不是独自发光的词语，而是经过精确的安排，在与其他经过精确安排的词语组合之后，能够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雕刻出某种形状的词语。对此，狄勒德又说：“写作的时候，你铺下一行词语。这行词语是矿工的镐、木雕师的凿和外科医生的探针。你挥舞着它，挖出前行的道路。”当你来到这条道路的终点时，你便拥有了一个句子。福楼拜曾在一封信中将自己描述成微恙的状态：“句子让我浑身发痒。”他必须将它们写出来。他想要对着路人大声说出这些句子。
我希望能够成为这些路人中的一员。有些人热衷于观赏鸟类，有些人爱好围观明星，有些人喜欢观察动植物，而我则来自关注句子的部族。有些人欣赏美术作品，另一些人品味美酒佳酿，而我则醉心于妙语佳句。我总在不断寻找令人惊叹不已的句子，发掘那些让人由衷感慨“真了不起”或“神来之笔”的句子。我的一些同好创办了诸如“史上*佳句子集锦”“我们喜爱的句子”“*佳首句集锦”“*佳结句集锦”等网站。在这些网站上刊登的句子往往并不是因为句中所包含的政治、社会、哲学观点而入选。它们被选出来是因为代表了某种技能的*高水平。在我看来，这就好比体育集锦，像是“史上五大*强灌篮”、“十大精彩接球”或“15次*佳持球跑动触地得分”等等，而人们的反应总是“太神奇了”“你能相信吗”“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会这样做”“这一招真是太厉害了”“这简直不是人类能做到的”等等。这类赞美多半带着些遗憾，因为他们认识到虽然自己也有两只手和两只脚，却永远无法做到运动员那样的动作。 写句子也是这样。能够运用日常语言并不等于擅长这件事。我们惊叹于锦词佳句，向朋友、配偶，甚至有些时候向路人大声朗诵它们；我们分析它们，并为自己的才疏学浅感到惋惜。
令人庆幸的一点是，即使不去刻意寻找，彰显技巧、令人惊羡的句子也随处可见。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边开车边收听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广播里一位评论家正在讲述传奇女演员琼·克劳馥的故事。这位女影星每次出门前总要精心打扮，仿佛即将出席电影首映式或是前往纽约*负盛名的萨尔迪餐厅参加晚宴。有采访者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回答道：“如果你想看到的是一位邻家女孩，去隔壁邻居家吧。”琼·克劳馥知道，表现得像一位电影明星对她的影迷非常重要（自她那个时代以来，娱乐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拜狗仔队所赐，在格林尼治村或布伦特伍德，我们甚至能够看到电影明星亲自去取干洗的衣物），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真正可能让人吃惊的是，她仅用了一句人人都懂的话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正是这句简短的祈使句—“去隔壁邻居家吧”（go next door），干脆利落地发挥出良好的说话效果，它不仅在字面上替代了“邻家女孩”这样的平常俗话，还提醒我们“隔壁邻居家”是现实中人们不该期盼找到华丽魅惑的地方——当然，除非你正在观看的是电影《火树银花》（Meet Me in St. Louis）中朱迪·嘉兰演唱《邻家男孩》一曲的场景。
上乘佳句同样会出现在电影中，它瞬间闪现，然后随着情节的推进转瞬即逝。《豪勇七蛟龙》（The Magnificent Seven, 1960）中有这么一幕：埃里·瓦拉赫扮演的土匪头子解释在抢劫农民的食物和用品时，为什么他从不因受害者的困苦而感到内疚： If God didn’t want them sheared, he would not have made them
sheep.
如果上帝不想让它们被剃光，他便不会把它们造成绵羊。 这句话干脆利落，仿佛鞭子啪地一甩；它采用了谚语式哲言的形式（后面我们将讨论这种形式），它所冀求的那种尘埃落定与确定无疑的样子通过分句间的排比得以实现，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分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规则地重复了辅音和元音，比如“didn’t want”（不想）和“would not have”（不会）、“sheared”（剃光）和“sheep”（绵羊）。我们知道因为有“剃光”这个词，下面马上会出现“绵羊”。当这个词出现的时候，看上去似乎不可避免，并且至少从某个角度来看，是恰当的。作为一个土匪头子，这话讲得还算不赖。
即使是儿童也能造出很好的句子。我的岳母露西尔·赖利·帕里是一名小学教师，她回忆起有一天学校收到了一个大盒子。没人知道它从哪里来，里面是什么。于是，她给四年级的学生布置了一道作业，让他们写写这个盒子。其中一名学生在作文开头写道： I was already on the second floor when I heard about the box.
听说这个盒子的时候，我已经到了二楼。 关于这句话，值得注意的是它能够吸引读者，让他们想要了解更多。这是一个关于我们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的问题。我们知道作者正处于某件事的中间阶段（“我已经”），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我们也不知道她是如何听说了这个盒子，或是盒子这件事对她正在做的事情有怎样的影响（如果有的话）。于是，我们继续往下读，想要找到答案。若能得此佳句，大约许多资深作家死都愿意。
在课上讲解那件关于在校祷告的名案“韦斯曼诉李案”（Lee v. Weisman, 1992年）时，我又发现了一个令我心仪的句子。韦斯曼先生一纸诉讼将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市内森主教中学（数十年前，我曾就读于这所学校）告上法庭，理由是在他女儿的毕业典礼上，校方邀请牧师读了一段非常世俗的祷文。韦斯曼认为，祷告活动违背了美国宪法**修正案对国会确立国教的行为的明令禁止。绝大多数*高法院大法官赞同韦斯曼的观点并且分析说，虽然祷告不曾涉及宗派内容，对学生也没有强制要求，后者完全可以无视该活动，但整个排演是一种“心理胁迫”行为。大法官斯卡利亚认为这种论断有失平允。他先是引用了一位法学专家同事的话，谴责立教条款法弄得如此复杂难懂，怕是要沦为某种室内装饰。他又随即发表了如下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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