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学术作品集访谈与对话

当代人如何写好当代文学史（节选） 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优势与局限 《凤凰周刊》：你一直在考察中国作协在50—70 年代文学组织过程中发挥的核心作用。2006 年的一个采访中，你较为宽容和辩证地回应了关于作协权威缩减、期刊的霸权、批评的“学院化”等社会质疑。如今针对当下的文艺界现实，包括作协、期刊、大学三者的关系，文学批评的生态，你是否有新的观察和体会？ 洪子诚：对作协这样的组织机构的历史功过，今天存在的必要性和作用，8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但这不是文学团体自身的问题，而需要放在整个社会政治制度中去思考。我这里只能就事论事谈这个机构的作用。我的观点和2006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现在的中国作协，其实和“十七年”的作协已经有很大不同，至少功能上出现了很大变化，它已经减弱了那种“威权”的性质。 五六十年代，中国作协的决议具有某种“法律”性质。被开除出作协的作家，就失去发表作品的权利。但现在不同了，作协对文学写作走向的影响，以及评价上的权威性，都远不如五六十年代。不过，现阶段作协仍掌握着政治、物质的很大资源，它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力理所当然地继续发挥着，由此产生的弊端和表现的积极因素，都需要具体进行分析。 至于作协、期刊和大学之间的关系，它们应该是互补的。当然，这段时间，确实出现许多作家、诗人、评论家进入大学的趋势，原因是双方互相发现对方的价值。大学招募著名作家、批评家以提高自身影响力、知名度，也有助于大学拉近与文学写作现场的距离。而大学的学术地位，现在的稳定的、较高的经济收入（对知名作家而言），肯定也很有吸引力。其实，在民国时期，作家、批评家也有许多长期或一度在学校任职的，如胡适、朱光潜、老舍、废名、卞之琳、林庚、冯至、沈从文等。新中国成立后，因为重视作家与工农兵生活的密切关系，强调报纸刊物的意识形态重要性，并实行作协专职作家制度，许多重要的作家都分布在文学领导机关或者重要媒体，学院的地位下降。目前出现的作协、媒体和大学地位的变化，这个情况带来的问题还有待观察。 作协、媒体和大学不是对立的，应该有各自伸展的领域。媒体如何确立写作和批评上的权威，而不只是热衷于制造热点；文学生产、阅读、评价是否会只在学院里循环，以致文学文本只是供文学系教授、学生来操作解读技巧的对象——这都是值得关注的。我因为长期在大学里工作，对学院的优势和弊端了解更多。写作、批评缺乏直接生活经验，教条僵化，削弱鲜活的生命力的这种现象，在目前尤其需要警惕。 《凤凰周刊》：你在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尽可能避免了绝对化、二元对立和道德审判。《文学的阅读》中，不少文章直接或间接地谈到身份问题，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在研究中，你对自己的身份有什么样的定位？ 洪子诚：总的来说，我研究的当代文学，研究对象和我的生活经历基本是同步的。这有好处，也有明显的缺陷。好处是对这个时期的文学现象、作家生活、写作处境和政治文化氛围有亲历者的体验和了解， 这是另一时代的研究者需要花更大气力才能体认的。缺陷则是对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同步的生活经验会让你缺乏超越的眼光。对材料的掌握，也会存在问题：许多材料不是在“当代”就能呈现，需要后来者不断发掘。 “当代人”写“当代史”经常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意识到“亲历”的那种经验性优势，会加强写作者评述的强度；另一种是在经验、情感与“ 历史”的无法剥离的纠缠中，失去“ 旁观者”的视角，而宁愿采取一种收缩的姿态。不能简单化地判断哪种方法更好、更有价值， 这里各自存在不同的难题。 就像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回到历史情境之路，既要有个人经验的积极介入，但也要与对象保持一定距离，对自我的立场、经验有警惕性的反思。离开个体经验和自我意识的加入，论述可能会成为无生命之物、悬空之物，但过度地投入和取代，对象也可能在“ 自我”之中迷失，“历史”成为主体的自我映照。自然，对具体研究者来说，他不可能，也没有能力面面俱到。由于历史观、性格、阅历、知识等方面的限制，我似乎更愿意采取后一种方法，也就是一种“微弱的叙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