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为什么是阿甘本?

为什么是阿甘本？ 对吉奥乔?阿甘本（1942— ）来说，我们当前的世界，是一个以以下三点为特征的世界：一，古典政治观念不断削弱；二，一种庸俗的景观文化；三，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我们的“人”之观念的特征的）权利不断被侵蚀。但阿甘本的批判不是一种虚无主义的犬儒式批判，也不乏历史的深度。事实上阿甘本的思想的特征，就是它在全面思考和我们同时代的时刻及其赋予“重新想象那个世界”的重要性时提供的那种深度。在这个意义上说，阿甘本的思想是批判的——以可能的*好的方式——它对“同时代”[i]提供了一种从根本上开放的批判，这个“同时代”拒绝接受我们的问题是“新的”，也不认为当下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的。 阿甘本丰富的作品覆盖了形形色色的领域，如当代欧陆哲学、诗学、大屠杀文学、《圣经》文本批评、电影研究、中世纪文学、法哲学（古代的和现代的）、语言哲学、关于意大利及世界政治的评论、友爱的理论、艺术与美学、哲学史，以及以片段的形式来进行的思辨的批评写作。然而，尽管他涉及的领域广度惊人，本书却要指出，阿甘本的作品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它出自一种对语言的关注，理解这点，我们批评和阅读它的实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不过，就像我指出的那样，阿甘本的思想铁定是“同时代的”。无论阿甘本讨论的是什么，从古希腊哲学到中世纪诗学或当代的景观社会，他的作品追求的，总是为了一个 “来临中的共同体”——它既是在场的，但又可能还没有得到实现——而使权力的装置失效。 大多数人是通过阿甘本关于homo sacer[ii]和生命政治学的叙述而接触到他的，这些叙述受到了一些评论者激烈的攻击。阿甘本作品的这一面关注的，是西方的法律和政治系统的性质，它指出，控制和支配仍然是这些系统的核心。他对近来的哲学*激进的贡献之一，在于他图绘（mapping）他所谓的西方法律和政治的“生命政治”功能的方法。尽管稍后我们还会在本书的第四章对此进行更为详尽的论述，但于此我还是想简略地指出，阿甘本追溯了古希腊关于“政治”的观念中的zoē（生命）和bios（有品质的生命）之分；在zoē被排除到政治领域之外这个操作中，他看出了这点，即，何以政治与赤裸的或裸露的生命有一种成问题的关系。阿甘本追溯了——从亚里士多德和古希腊，再到罗马法、英国人身保护权（habeas corpus）观念，再到国家社会主义的集中营和当代难民的困境——“政治”对赤裸生命的包括性的排除，以及所有生活在这样一个政治系统中的人民的脆弱，阿甘本指出，这个政治系统的主要功能是使生命的各种形式政治化并对它们加以控制。2001年10月2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爱国者法案》，抹去恐怖分子嫌疑人的法律地位——在关塔那摩开设生命政治的三角禁闭营并引进一种永久性的例外状态（在此例外状态中，总统可以在他认为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任何时候悬置法律）。阿甘本指出，这些事件与西方的政治和法律系统中的一个内在的矛盾紧密相连，并在许多方面映射了先前的“各种例外状态”，如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下对法治的悬置。 这些主张经常被人断章取义，但它们与阿甘本对语言的理解是一贯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解读它们：这些主张表明了，权力是怎样以各种方式在语言中流动的。这个“在语言中流动的权力”概念，又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应该怎样用语言来反对权力的操纵和控制。对阿甘本来说，答案与这样一个想法紧密相连，即，破坏权力的语言逻辑，并反过来暴露语言的“发生就位”（taking place）。一切“抵抗”的行动，都不会在现存的制度之外出现，相反，抵抗就在当下的矛盾之中，并且，它涉及对当代语言的地位的挑战，如今，“语言的肥大症和对语言的挪用定义了我们所在的景观民主社会的政治”（MwE: x）。因此，阿甘本没有提出一种为未来而设计的规定好的政治，相反，他强调当下的政治“战略”的迫切重要性。在一次访谈中，阿甘本说，他同意卡尔?马克思在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一封信中做的声明，“您不会说我对目前的状况过于乐观；假如说我对目前的状况还没有灰心失望，那只是因为这种绝望的现状给了我希望”（Marx, 引自“I am”:123n）。对阿甘本来说，通过理解危机，理解内在于系统和结构的矛盾，我们才能理解怎样让它们戛然而止。 我们可以在阿甘本思想中的一系列复杂现象中，找到这个与再现和语言紧密相连的过程。说明不同形式的思想之间的关联和过渡，恰是哲学思想的能力。阿甘本因而使这样一种方法论的进路成为可能，这种进路，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手段——把握关联我们的过去和当下中的异质元素的线索——带来关于文化产品（电影、文学）和政治事件（“反恐战争”、法国大革命）的新理解。这种我们将在本书中反复探索的方法，能够提供各种以批判的洞察力来看过去和当下的方式。 两个阿甘本？ 因此，阿甘本的作品既对“当代”持批判态度，又在严格地着眼于一个“来临中的共同体”的情况下展开批判。*近，和阿甘本差不多同时代的安东尼奥?内格里（1933— ）也概括了这两个元素——批判的质问，以及根本上的开放性。一方面，阿甘本的思想以一种在内格里看来，定义了所有战后思想的“被动的批判”为特征。内格里指出，欧陆传统中所有的批判思想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都试图逃避总体化思想的“辩证”形式，而那是许多像马克思主义那样的哲学系统的特征。在大屠杀的恐怖之后，在驱动现代性的进步和发展的叙事中信仰缺失的情况下，这个拒斥是必要的。它以试图解构导致权力和支配之滥用的思想系统与结构为特征。另一方面，又存在这样一个阿甘本，他对语言拆解各种形式的支配的潜能，对一个视各种形式的分析语言为破坏之关键的主动的抵抗模型感兴趣。就像内格里说的那样，“事实上，存在两个阿甘本。一个坚持一个存在的、命定的、可怖的背景，被迫与死的观念持续对抗；另一个则通过投入语文学的劳动和语言学的分析，抓住（添补、引导并建设）了生命政治的地平线”（Negri 2003）。在通过一系列批判的努力来思考的时候，我们力图发现这两个不同的线索蕴含的各种可能性，与此同时，本书关注的问题将一直是，这两半是怎样合作的——以及它们是不是真的是两半。在**章中，我将通过考察他与海德格尔的论战，把阿甘本关于语言的作品，呈现为对一个“否定的”基础的再现；接着，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我将进入阿甘本更“具生产力的”时刻，在这些时刻中，他通过中断辩证或二元对立的观念本身，引入了非作（inoperativeness）、潜能（potentiality）和来临中的共同体。这些是为了给读者一种对阿甘本思想的“结构”的认识，这样的结构感可以让他们把握阿甘本是怎样利用大量的哲学的切入点，即海德格尔和本雅明的作品，进入许多弥散的领域的，而这些领域，也是我们在剩下的章节中要探索的主题，即政治、文学、艺术、电影和伦理学。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和本雅明看起来可能就是这“两个阿甘本”的来源，前者是否定的，后者则是肯定的。但正如我们将在书中各个地方看到的那样，你绝对不会明显觉得，内格里设定的这两个辩证对立项真是对立的。阿甘本的思想是在本雅明和海德格尔之间发展出来的，而不是像传闻说的那样，阿甘本发现本雅明是对海德格尔的否定或解药（详见Deladurantaye 2000:8）。海德格尔与本雅明之间的这个对立的虚假，说明了内格里的分析是辩证的。而随着本书的展开，这点应该会变得清楚：这“两半”只是表象。相反，把他的作品当作一个整体来思考是必要的，在这个整体中，一切批判的时刻都必然从根本上与来临中的共同体的激进潜能相关。 [i] the contemporary，the+形容词结构的术语很难翻译，比较直接但容易使文字变得不通顺的做法是把它译成“……的（东西、事物、范畴）”。本书中我用加引号的方式来翻译这类名词化的形容词术语，以区别于该形容词原本的名词形式。如“政治”（the political）区别于政治（politics）。——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ii]在阿甘本那里，homo sacer是一个阈限的概念，“被献的人”，或确切地说“被献祭过的人”遭到了双重排除，他/她被献祭给了神，从而被逐出了人界；反过来看，通过献祭，他/她又因为人的触染，而被逐出了神圣的领域。因此，他/她既是“神圣的”，又是“（被神）诅咒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牲人”“祭品人”的译法较全面地表达了这个意思。而若要强调献祭这个“双向”的排除动作，译为“被献祭的人”“被献祭了的人”“被献祭过的人”亦可。本书保留了原文不译，意在提醒读者这个词的复杂性，关于这个词的讨论参见本书第四章，尤见第67—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