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茶座(第26辑)

杂家是怎样炼成的？ ——傅振伦的杂家气象与治学品格 王京州 先秦两汉时期的杂家是一个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的哲学学派，《汉书·艺文志》将其尊奉为九流之一，后来相沿成例，古典目录学的著作无不将其列为子部的重要门类。引而申之，又可以“指知识广博，对多种学科均有一定研究并能融会贯通的人才”（《辞海》义项三）。曾几何时，“杂家”一词又带上了贬义的色彩，说一个人是杂家，等于是说此人没什么专业本事，“什么都知道一点，但什么都不精通”。 现代的学者无法自致博大，学问稍涉博杂，往往便不能专精，杂家词义色彩的转变，透露的是当今精细学术背景下治学者的尴尬和无奈。往前追溯至民国，既博且精尚是学界普遍的学术追求，而这种博大精深的治学气象，在老一辈学者的身上仍有留存。只不过，不同学者表现出不同的面向，有的专精，有的博杂而已。我在读《杨向奎学述》时，就发现杨先生治学面极广，从经学到史学，从墨学到红学，从经济制度到社会思想，从人文学科到自然科学，直令人叹为观止。但很少有人将杨向奎先生定义为杂家，杨老也从不以杂家自居，大概专精尚是先生更重要的面向吧。 位于暨南大学图书馆一楼的保存本书库，同是河北籍的两位学人，浙江人民出版社“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系列中的《杨向奎学述》与《傅振伦学述》插架在同一位置，比邻而居。傅振伦先生治学兴趣虽未延及自然科学，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里，实在是纵横捭阖，无往而不在。他先后驰骋于三馆之学（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方志学、考古学、陶瓷学、科技史等诸多领域，而这些领域本身就极为广泛，几可谓浩漫无边，而傅先生在每一领域都有所树立。读罢喟然而叹，人称杂家又以杂家自许的傅振伦先生，可谓真正意义上的“杂家”学者。 《傅振伦学述》一开篇即宣称：“我一生兴趣多端，杂而不专，及老百无一成。惟平生写作不辍，芜杂寡要。”“兴趣多端”“写作不辍”，反映出先生治学的精勤；“杂而不专”“芜杂寡要”则是先生对治学特点的夫子自道，既是对实情的描绘，也透露谦抑的心态；但“及老百无一成”的表述，则显得完全是“言不由衷”了。“杂”“芜杂”固然体现为“一生的著述，不包括未发表的，其数量有400多种，约370万言。尝董理旧作，计有方志、史学、科技史、瓷器、考古、博物馆、图书馆等诸方面篇章”，但接下来所称的“一一细考其所为，似亦颇有可述者”，则表露的又完全是一种游弋学术的得意之情了。 1929年8月17日，时局飘摇，风雨如磐，北平宣武门内的鸿春楼上，一批生机勃勃的青年学者，正自发组织成立一个新的文学社。因为社员大多来自北方的山东、河南和河北，其中尤以河北籍学者居多，当时号为“北学派”。时隔一个甲子之后，作为社员之一的傅振伦饶有兴味地回忆起这件事，对那些曾经的挚友们如数家珍： 社员有王重民，目录学家兼敦煌学家，北平图书馆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交换馆员时，留法数年，游英、美、意、德等国，著作累累；孙楷第，小说史家，有《沧州集》；还有经学家刘盼遂，明清史家谢国桢，西夏文家王静如，甲骨文家孙海波等等。我乃杂家也。傅振伦将他记忆中的社员们各冠以某一专家的名号，王重民虽是例外，但只要稍费笔墨，也不难概括为“目录学家兼敦煌学家”。只有傅振伦本人无法以一两个名号概指，只好自称为“杂家”。一句“我乃杂家也”，既包含了调侃和揶揄的意味，又分明是充实而得意的顾盼姿态。 傅先生治学的范围极广，他涉猎的各门学问，彼此之间似并无紧密关联，甚至可以说是乱如散钱。对此傅先生曾尝试用“爱国史家”一线贯穿： 总的来说，我的兴趣虽广，人称杂家，但却有一个基本不变的治学基调，那就是爱国史家。可以说，无论我研究什么问题，出发点都是本着爱国主义。……事实上，我的兴趣表面上看虽广，其实还是围绕着史学这个中心。方志是一方之史，科技史乃一部分之史，三馆和文物考古、整理古籍文献都是为史料作准备，因为文献有记录之文献与实物之文献之分，这些都是史学的重要史料来源。 但爱国史家不过是杂家变换了一种说法而已。不必细究傅先生所从事的三馆之学、方志学、陶瓷学等是否都能笼括在史学的范围之内，即使能笼括在内，史学本身也是包容极广的。在某种意义上史家与杂家同，而爱国不过是那一时代绝大多数学人的共同基调罢了。散钱是串起来了，但并不历历如贯。我认为反倒不如先生反复自称的“杂家”来得更妥帖，更直截了当。那么，本文想追问的是，“杂家”傅振伦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