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园百年书系王元化传

栖身作协文研所 １９５９年底，王元化的审查结论终于传达下来，组织上的定性几乎就决定了王元化的命运：“胡风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级，也即从原来的正处级降为普通科员，勉强还是一个国家干部，算幸运的。这大概也是有关领导惜才吧。从王元化处理的结果来看，上面也希望能够让他有一个研究的地方，而不是到农村、工厂去干体力活。１９６０年５月，他便被安置到刚刚成立的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 从１９５７年２月回到家中，困顿焦虑地待了将近三年，王元化才正式 有了一个上班之所。这段时间，除了天灾人祸而引起的生活苦难之外，在政治上还经历了反右和“反右倾”两场大运动，王元化属于所谓的戴罪之身，死老虎，政治空气虽严峻，但对他来说倒没有额外的影响，他是在阅读、学习、研究和翻译中度过的。但是在政治界、文化艺术界、学术界、教育界几乎每个领域都面对着这两场运动，一片凋零的景象，理论荒芜、光景惨淡。然而就在这惨淡当中，王元化觉得似乎又萌动着一股隐隐的生机。他在书店里看到了不少商务版的汉译西方名著，王元化虽然经济拮据，还是尽力去买。 王元化与文联、作家协会早就结缘。１９５３年１月８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文艺工作委员会为了加强华东、上海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即文联）的领导，决定成立华东及上海文联党组，书记为夏衍，副书记为赖少其。经华东及上海文联党组提出，中共中央华东局文委批准：柯蓝为文联党组书记，肖岱、王元化为党组副书记。 １９６０年４月２９日，为适应文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文学研究所成立了，在复兴西路６２号５室，行政上与作协合署办公，郭绍虞兼任所长，副所长则由叶以群、孔罗荪担任。当时郭绍虞还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主任。郭绍虞入党不久（ １９５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兼任华东区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上海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该所下设古典文学组、文艺理论组和现代文学组。王元化被分配在古典文学组，时间是很多的，领导希望这位当年的青年才俊通过学习研究，来认清自己思想中的错误。这也就意味着他 在仕途上是不会再受到起用了。 王元化来到了文研所古典文学组，但没有安排他任何具体的研究内容。从专业来看，王元化以前主要是在当代文艺理论方面研究和撰写文章，现在需要改弦更张了。令他感到幸运和温暖的是，一来到文研所，意外地受到了郭绍虞、孔罗荪和古典文学组的青年成员黄屏、田念萱的欢迎，在一般的客套中王元化感受到了一份理解、一份同情和一份尊敬。在当年动荡的环境下，知识分子已经连续经历了肃反、反胡风、反右、“反右倾”的运动，此刻又正值三年困难的煎熬时期。对于王元化在反胡风运动中的表现，人所皆知，他的孤傲、正直、诚实的性格（用当时上海话来说是 “耿”），毕竟保持了一份独立人格的精神。不光作协上下，就是在整个上海滩的知识分子圈子中也都对之敬佩。在知识分子群中，经过了多年的磨难，眼看着一个个熟识的朋友亲人被打成胡风分子、右派分子或者反革命分子，在当时属于“贱民”“另类”，人们不会鄙视，反而都会寄予同情和理解，但是要对“贱民”表达一种尊敬，那是不太容易的，那需要人格和风骨。王元化得到了人们的尊敬。 古典文学组的青年研究人员对王元化的到来表示了特别的热情，他们不仅知道这位中年文艺理论家在反胡风运动中受到了冤屈，而且还了解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所从事的文艺活动，提出的文艺理论。于是他们要求王元化给他们讲讲文艺理论。 王元化感到有些尴尬，文艺理论照理说是他*擅长的，如别、车、杜，如莎士比亚，或者他*崇敬的罗曼·罗兰。但是经过了几场文化方面的运动，只有一种文艺思想在文艺界可以讲，其他的都是有问题的了。既然是古典文学组，就要讲一些古典文学的理论。他想起了１３年前在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给学生们讲《文心雕龙》，讲《文赋》，讲《离骚》，他更想起 了当年向汪公严夫子请教的情景。所长郭绍虞是古代文艺理论的大家，他的开山之作《中国文学批评史》奠定了古代文论的基石，使王元化觉得在这里道不孤，研究古代文论信心倍增。为此，他开始给年轻人讲起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开山之作，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和理论经典中的奇 葩《文心雕龙》。真的是教学相长，王元化在作协的文研所讲这些内容的时候，自然要结合作家创作的理论，而且也必须要按照当时规定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不过，他还是不时穿插进自己的见解。为了讲课，他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钻研和探究《文心雕龙》中的一些基本概念，于是就在这方面开始一边讲课，一边研究。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只是耕耘者，从来没有想到将来会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上独树一帜，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 说起来，王元化跟郭绍虞还是有着渊源的。新中国成立后，郭绍虞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由于该系缺少文艺理论的教师，聘请了不少非学院派的文学家、理论家前往教学，雪峰、胡风、李健吾、王元化、唐弢等都在其中。王元化主政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过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更重要的是，郭绍虞了解王元化的经历，也钦敬这位年轻的行政领导者在遇到人生抉择的时候，敢于说真话的文人风骨。于是他们开始了一段亦师亦友的漫长岁月。 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在回忆中，提到了这段时间的王元化：“ １９６３年 开始，要搞反修，在上海成立一个班子，叫做‘学术反修’，机构设在丁香花园，专门跟苏联学术界文化界论战，在这个里边有一个历史组，还有一个文艺组。我跟文艺组的人聊天，知道有些人读过一些古书，《文心雕龙》《世说新语》等，我问是谁教你们的？他们说，他们资料室里有一位‘胡风分子’叫王元化。文艺组的年轻人来自上海作协，领导叫这些年轻人去听元化先生的课，中间有一个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戴厚英。” 由此，王元化展开了他生命史和学术史相结合的一个重要画卷。他将会在自己钟爱的学术领域中开始一生*重要的耕耘和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