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传:裘马清狂踏九州

杜甫死后，杨氏变卖衣物，勉强买了一副薄棺，装殓了他，厝在了岳州。 四十三年后，元和八年（813），宗武的儿子、杜甫的孙子杜嗣业费了好大的劲，一路乞讨，扶柩千里，才把杜甫移葬首阳山，挨着杜审言安葬。 杜甫算是杜氏家族里面，混得*惨而死后声望*高的。 诗人元稹正好遇到杜嗣业搬移杜甫灵柩，于是写了一篇墓志铭：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反正就是无人及得上杜甫的伟大，李白也比不上。 白居易也力挺元稹： 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多，可传者千余篇。至于贯穿古今，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 王安石也站杜甫，他编杜、欧阳、韩、李四家诗，以杜为**，李为第四： 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元稹以谓兼人所独专，斯言信矣。 苏东坡也站杜甫： 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杜甫走过了别人几辈子才能走过的生命长度，又堆叠了别人几辈子才能堆叠起的生命厚度。 他眼看着盛世如何衰朽，江山怎样崩塌，和平怎样被战争取代，生命怎样被死神的镰刀收割。 他看见了血流成河，体会了人离乡贱，知道了失意人逢失意事，新啼痕兼旧啼痕。 他奔波，他劳苦，他作诗，他卖药，他巴结别人，他被别人嫌弃。他觉得世人苦，世人觉得他不值。 除非我们真的能够走进他的世界，否则我们不能懂得他的世界。 所以杜甫的人气不如李白高，因为李白飘飘欲仙，而杜甫活得太沉重。没有人愿意沉重。 他像是大唐王朝孕育出来的民间诗史官，就那么莫名其妙地背负起了书写现实的使命，走一步写一步，步步是诗。 子美之诗，三朝之事墨浸透。 仇兆鳌终生以研究杜诗为己任，注有《杜诗详注》。他说： 秦少游则推为孔子大成，郑尚明则推为周公制作，黄鲁直则推为诗中之史，罗景纶则推为诗中之经，杨诚斋则推为诗中之圣，王元美则推为诗中之神，诸家无不崇奉师法。 其实不必。 他们完全可以双峰并立。 杜甫立足于客观事实，李白的思绪则飘到天外。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都是人的生活所需，只有现实，容易活得沉重；只有浪漫，容易活得飘忽。既立足于现实，又能够在精神世界保有一定的浪漫主义，活得才算有意思。 就连杜甫也写过“漫卷诗书喜欲狂”的诗句，谁说他不喜欢浪漫，他只是被生活和现实的重担压弯了肩。 就连李白也写过现实的作品，他不是不喜欢现实，他只是想在现实的泥土中挖一个小孔来呼吸。 一部《全唐诗》，抽了李白，就没了仙气，显得重浊；抽了杜甫，就没了地基，诗的王国，就塌了。他们两个结合起来，一个天盖，一个地载，方是诗歌王国*理想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