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对话录

　　《文学对话录/文学的可能》：　　莫言：“民间”实际上和当下的所谓“关注底层”“描写底层”的口号是互相关联的。前三五年的“民间”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底层”。现在的“底层”和前些年的“民间”单独存在都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只有跟体制、庙堂、官方产生一种对抗才有它的价值。这里的“对抗”，当然是文学意义上的。　　我想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确实有一个立场的问题，在过去革命时期我们的革命文学理论已经反复强调过了，一个作家的屁股究竟是坐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还是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决定了你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这样说当然有点绝对，但它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一个作家的地位发生变化后，如果他的内心深处不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他的创作就会发生变化，这两年大家也在反复讨论先锋文学的转向问题，先锋文学本质的丢失和先锋的妥协，甚至先锋的“投降”，从某种意义上讲都和先锋作家的写作环境，以及自身地位发生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所谓的先锋写作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对权威的不满和对抗，也就是说对体制、对政治有一种敌意，这种敌意并不是说要去造反，要去炸什么大楼，要去破坏公共设施，它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敌意。一个作家把自己的位置放在和老百姓同样的位置上，他认为他是老百姓当中的一份子，他认为他就像那些*普通的老百姓一样，对那些权贵者或高贵者有一种天生俱来的敌意，对获得官方认可的道德价值标准有一种反叛的愿望，为反叛而反叛，未必是真喜欢，有时甚至很尴尬。我们在军艺文学系时，请来一个北京大学法文系研究存在主义的青年，男性，长发披肩，非常“叛逆”，一进教室，就蹦到讲台上坐着，开讲。但我看出来他在讲台上坐着很不舒服，没有靠背，两条腿悬空垂着，但蹦上来容易，跳下去坐到椅子上难。这大约就是那个时候的“先锋”心态的一种写照。先锋写作后来随着它自身的地位以及社会条件的变化，原来的那种敌意就渐渐不存在了。一个人只有在吃不饱的时候才会对食物产生一种强烈的渴望，一个人只有在遭到权贵的压制的时候才产生一种反叛或者造反的愿望，当一个人本身变成一种被人前呼后拥的新的权贵的时候，他这种原动力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个类似《金枝欲孽》的悖论，因为对权贵满怀敌意的写作，却使他自己变成权贵。今天你因为我“前呼后拥”而愤怒、批评乃至怒骂，但你因此而暴得大名，成为新的被“前呼后拥”者。　　当然身份变换后的作家依然有写作的可能性，依然还有自己写作的天地。不是说非要处于一种非常弱势的写作状态，如作品写了不能发表、发表后受不到公正的评价、住在筒子楼里面、生存艰难，未必非要在这种状态下的作家才能写出好的作品，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依然可以另寻出路。不能说一旦一个作家获得了名声，一个作家已经过上了优裕的生活，我们就立即判他创作的“死刑”，这样的话我想我自己也没法写作了。现在我们一方面应该向那些在底层写作的人表示高度的敬意，我们应该向提出了“关注底层”“描写底层”的批评家们和作家们表示高度的认同和赞赏，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应该有自己的办法。　　前不久在社科院组织的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上，我听到青年作家冯唐的发言，感到很受启发。他说要“生活在边缘”“思想在高处”“写作在当下”，他的意思大概是说，未必非要生存在灯红酒绿的豪华奢侈里，也未必要生活在饥肠辘辘、出卖劳动力、当牛做马而得不到报酬的凄凉恼怒中，而是在边缘冷眼旁观，但思考的却是终极的问题，写作的题材也是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因一时找不到冯唐的发言稿，如有歪曲，还请原谅）。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态度，当然未必人人如此。　　作家是一个群体，它是由无数个有自己个性的作家组成的。有的作家当然可以写下面的生活，可以写打工妹打工仔；有的作家当然可以写写字楼里的白领；有的作家当然可以描写官场，去写官员之间的钩心斗角，官场之间的潜规则；有的作家也完全可以脱离现实生活，去写一种玄幻的小说，去描写一个只在他头脑里面存在的那种非人间的半真实半虚构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