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书系·大师传记馆布尔迪厄传/明德书系.大师传记馆

序言我们今天能否心平气和地讨论布尔迪厄?这个问题比表面所见还要复杂。布尔迪厄视其一生论述如同一项浩大的学术研究之客观化工程，他*后一本巨著《帕斯卡尔式的沉思》就是*有力的见证。该书分析学究论理，以及该论理对思想运作造成的束缚。布尔迪厄将自己的社会经历当成是一项社会分析的探索对象，并试图借此抹去一般自传作品中得意自满的笔触，但他似乎因此就先将此传记主人公写尽了，抑或是他试图让自己的身后评价，不至落入与其自身期待大相径庭的境地。布尔迪厄那股做自己的主人的意念是很强烈的，即使一九八一年他终于登堂入室推开法兰西公学苑的大门，他依然毫不犹豫地向世人坦陈那瑜不掩瑕的失落：以为自己在社会中，并非处于自己应有的一席之地而产生的那种焦虑，既深沉晦暗却又触手可及，唯这腔怪异的感受又以深奥的术语来转述，套上了分裂的惯习这一概念。布尔迪厄在百事待举之际，提出了一套整体性理论：当时大学殿堂仍呻吟着日落西山的伟大叙事，统定于一的范例亦日渐崩解，他则坚持其创见??*终得以征服世人，并试图以三项彼此强而有力串连着的基本概念――场域(champ)??惯习(habitus)与资本(capital)，来涵盖社会总体(totalité du social)。时下流行的思想主张所造成的限制，都使得布尔迪厄殊异的历史地位变得相当隐晦不明：相对于其他的思想风潮，世人亦在其著作中找到某个知识“品牌”，众人也多少熟练地为他贴上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e)，或者是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e)的标签。随着其国际声誉水涨船高，我们将之捧到经典大师的尊位，这是一种与他对自己在知识场域中的立足点几乎不搭调的现象。他*终成为平凡无奇的研究对象，即学究论理所处理的思想对象：布尔迪厄的研究被重新格式化，成为教学人员的知性诠释能力(entendement professoral)中的压倒性范畴，然而知性诠释能力正是他一手打造出来的概念，目的就是用来思考教学裁决中不自觉的固定样式(modalities inconscientes)。当今美国大学主宰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布尔迪厄在那里也成为不断推陈出新的研究对象，这未必是因为众人详读其著作故而摩拳擦掌，更不是因为去考察其概念的社会生成(genèse sociale)而产生的自我省思。场域这一术语成为一把万能钥匙，逐渐与惯习和资本的概念应用脱节，然而，其理论强调三合一??缺一不可。坦白来讲，社会学家强行要求其他学科代表必须通过层层考验，并宣称要让这些学科的做事方式和思想风格变得具体客观，但他们对自己的审查则往往是能省则省。社会学者大多在制造出长篇大论的主义学说后，就感到心满意足，而对哲学史家而言，即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把重要经籍拿出来做纯粹单一的内在论式(internaliste)的解读是势在必行的做法，但现在他们根本就不敢如此贸然行事了。本书尝试同时顾及两大面向：一是针对布尔迪厄理论的中心概念进行精确的分析，就其理论力量与气魄而言，这一分析是理所当然的；二是将其概念形成的经过，植入一个深具角力意味的场域中，这一做法必要且符合布尔迪厄一贯的处理方式。这是将布尔迪厄重新整合到他自己创建的分析架构中，这不是为了营造一种套公式的做法，而是为了将之置于透视镜下，并且，若可能的话，检验其限制。《定位布尔迪厄》是研究布尔迪厄一生的*佳著作之一。人类学家德博拉??里德-达纳海(Deborah Reed-Danahay)在此书中展开了一项概念轨道的分析工程，其手法是比对着布尔迪厄的曲折人生，将一般系统论下因有条不紊的方式而经常被忽略的概念，全摊在阳光下：尤其是感性(émotions)这一例子，那正是他当年身为哲学新人(aspirantphilosophe)时，*初的研究主题之一。拙著亦着眼于这种“定位式”(localisatrice)观点，但也尝试在其概念旅程中，勾勒出其人生脉络的层层跌宕：其实，布尔迪厄的一生经历并非不为人知，值得我们注意的，正是他如何在研究工作中开发这些人生经历，而非仅视之为简单的事实经过。我所要梳理的内容并不因此而陷入纯思辨的铺陈，我献给各位的篇章，步步都落脚在脉络化(contextualisation)和反思性(réflexivité)的行文中：每一中心概念都是情境分析(analyses en situation)的对象，皆加以检视其坚韧程度。因此，布尔迪厄在本书中，就像是置身于场域之中的某一施为者(agent)。尤其在其晚年，布尔迪厄本人常以那些为场域开天辟地的人来设想他自己的样子，例如，波德莱尔(Baudelaire)??马奈(Manet)与海德格尔(Heidegger)等等，这些人都在掀起一场象征性革命(revolution symbolique)后，让原本的席次重新分配。本书以下的探索将可帮助理解，透过这类再现手法，我们看到的究竟是一种无可救药的自信，还是一纸前所未有的文化史理论提纲。所以，布尔迪厄从其研究生涯之初就采取的那种“险棋”姿态，将是我以下的**个议题。他*初发表的一些论文往往流露着讽刺挖苦的论调，偶尔还大开知识分子智力贫弱的玩笑，嘲弄他们自以为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错觉：无论是一九六七年发表于以英语系读者为对象的《社会研究》中的文章，描写一群醉心于主体(sujet)在哲学研究中的灭绝与再生的学术团体；或是一九七五年时，在《社会科学研究学报》中，毫不留情地连续炮轰其死对头??一群阿尔都塞的追随者。布尔迪厄他独自一人或是与他人联袂，总之，从来就不在乎学术界的礼数。他向来喜欢抱持一种坏男孩(bad boy)的态度，不屑于流水账输出，回头来，却又因为主流理论纸老虎般的处境而哀号痛哭。布尔迪厄在坦陈生平经历的描述中，严正表达了对于某些巴黎前卫知识分子之独有行径由衷地反感甚至是倒胃。他毫不遮掩地指出：“时下曾拜倒于萨德(Marquis de Sade)的脚下，并对巴塔耶(Bataille)和克罗索夫斯基(Klossowski)等人掀起的性伎俩大为赞叹，都(使之)恶心不已。”一般评论家很少注意到，特别是晚年时期的布尔迪厄，其生成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e génétique)*突出的特征就是，能够顽强地抵抗当年诸如让客体重新归位(relocalisation des objets)??语言学转向??实用主义等主张，以及，简言之，也在于能够反对种种新发明，或拒绝去拆除那些被笼统地称为伟大范例者。面对整体性理论摇摇欲坠的姿态，布尔迪厄提供了另一条安心保险的出路，否则也着实便利通顺。自一九七九年《区分》一书付梓后，即他声誉如日中天时，他始终意念坚定地去创制一套愈来愈与众不同的体系。该体系并不追随当时的主流议题，也就是，不去唱和那些由于整合模型(modèles intégrateurs)日渐衰落而引发的主题，也不追随自社会之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é du social)的一般基模(schemes généraux)而衍生出来的题材。因此，与二十世纪*后二十多年间大多已改头换面的社会科学作风相较，晚期布尔迪厄的主张总是反潮流的：《年鉴》的批风已开始转向，并自一九八九年某一具宣言性质的刊号启航，而他则敬而远之；对于科学研究的谏言，其批评毫不留情；针对四处崭露头角的新实用主义(néopragmatisme)，其中部分见解乃由主张相左的门生挑起，他也反唇相讥。他在法兰西公学苑的*后一门课程，后于二○○一年汇整以《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为题出版，就是*佳例证：在该书中，他向默顿(Merton)和波普尔(Popper)致敬，借此与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以及其他科学研究的大将争锋。我们一眼即可认出布尔迪厄立说中与时代潮流大唱反调的才华，故又为其强而有力的理论建构增添一股不愿随波逐流的气势。布尔迪厄筑起一套体系，同时也逐渐抹去体系内部可能会产生干扰的成分。例如，他所谓的主观论者的知识模式(mode de connaissance subjectiviste)，就他所言，乃深具现象学特征，所以，他进而裁剪又再三检视。另外，鉴于游戏(jeu)概念的说服力逐渐减退，他便以“习惯的生成式”(formule génératrice des pratiques)取而代之，也是一个例子。不过，针对pratique这一议题之迂回繁杂，现象学家或实用主义者尝试提出种种思考可能，布尔迪厄也并非漠不关心。一九八六年他于圣地亚哥的演讲声名远扬，当时的布尔迪厄展现了近乎是建构论者(constructiviste)的风范，但我们也需铭记，“建构论者”这个名词其实是为了翻译“生成”(génétique)这个一旦译为英文后便颇为别扭的用词。在圣地亚哥的演说中，他透过“双重结构化”(double structuration)的概念，重新说明在一九八○年付梓的《实践之道》一书中已完成的建构内容，不过，同时他也相当透彻地采纳了以美国学者的研究为参考依据的内容，那也正是之前的理论说明中未曾出现的成分。例如，博纳特??伯杰(Bennett Berger)??阿隆??西科利尔(Aaron Cicourel)，至于哲学领域，约翰??杜威(John Dewey)与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也皆为指标。我们不能只是将这一开放手段视为一种单纯的因地制宜??礼尚往来的交际形式。当时布尔迪厄尝试着使其模型更加精致，也企图引进更多象征性抗争(lutes symboliques)中相对的不确定性(incertitude relative)这一面向的可能性，这是他以古德曼发展出来的制造世界这一概念为参考基准的原因。他也没有因此忽略了其整体架构的协调性：那场“建构论者”的演说，仍是以引证巴什拉(Bachelard)作为结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实践理性》一书的标题，乃是明正言顺地取自当时巴黎一群新实用主义论者创立的学刊，只不过四年后就停刊了。即使未曾明言，布尔迪厄这一著作也更清楚地表达出，他始终挂念着要整合收纳那些可能干扰其结构论的反对声音。这本书也正是以“关于行为理论”为副标题：行动往往是布尔迪厄敬而远之的字眼，因为在他看来，行动是败絮其内的危险物品，并与实务脱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行动社会学就是一个令人心寒的例子，布尔迪厄亦曾在《社会学家此职》一书中严词抨击。很明显，他和与之相背的社会学所展开的对话不曾深邃精辟，且随即便以自我独白收场。然而，即使略为牵强，这些努力也都说明了布尔迪厄相当清楚，引进一些攸关其理论的成分并使之在其理论核心产生作用，是必要的措施。倘若我们参照布尔迪厄所发展出来的社会整体论(théorie générale du social)的内容，那我们就有两种考虑其理论的方式：一是尝试去揭示他构想出来的社会学乃时不我予，故就某程度而言，其社会学规避其在世时的当务之急，成为某种科学惯习(habitus scientifique)在迟滞(hystérésis)状态下的牺牲品。二是放宽尺度，肯定布尔迪厄确实抵抗了某些反对声浪，但也逐渐使社会学本身的认识论空间变得越来愈模糊，而这是因为我们也慢慢地对社会事实(fait ssociaux)乃如同事物般(comme des choses)存在着且可加以描述的信念产生动摇。就此关系而言，布尔迪厄和涂尔干(Durkheim)非常贴近，但与他过去的合作伙伴让克洛德??帕斯隆完全不同。帕斯隆勘探了韦伯认识论的每一寸土地，甚至去质疑社会空间乃具普世论理之可能性。在这两种选择中，究竟应该选择何者，仍言之过早：反省一个整体性理论的许诺则是拙作的核心。然而，若坚持要去回答这个问题，就等同于未曾真正去探究便妄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