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启示: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启示：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1931年1月，梁漱溟应韩复榘的邀请到山东从事乡村工作，这时才正式改称“乡村建设”。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中说：“究竟由何而来？在以前几年为什么没有人谈乡村建设？现在大家又为何谈得这么起劲呢？……因为近几十年来的乡村破坏，中国文化不得不有一大转变，而有今日的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与同人刚到济南时，受到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热情接待。梁漱溟等将他们的设想谈出后，韩复榘表示大力支持，并答应支付开办经费。说到梁漱溟与山东军阀韩复榘的关系，他们原来就有点渊源，后来梁漱溟曾有回忆记录。韩复榘是河北霸县人，幼时熟读“四书”“五经”，练就一手好书法，后投入冯玉祥部当兵，曾任冯部“司书”，得冯器重。1922年，梁漱溟在北大任教，冯玉祥驻兵北京南苑，邀他去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任团长的韩复榘听到梁漱溟的演讲，甚为崇敬。1930年，梁漱溟在河南村治学院任教时，韩已是河南省政府主席。同年，蒋冯阎发生军阀争斗，结果冯阎联军大败，冯玉祥几乎全军覆灭，韩复榘叛冯而率部退到山东，蒋介石为拉拢韩复榘，任命他为山东省主席。蒋冯阎大战结束，韩复榘在山东得势，河南村治学院的众人也就随之来到山东，得到韩的大力支持，所以，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也就能顺利开展了。　　在选择何处作为乡村建设试验基地时，梁漱溟等人颇费了一些心思。选址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梁漱溟的同人郭蒸晨在其著作《梁漱溟在山东》中描述道：“地点必须距济南较近，又不能太近，交通必须比较便利。选择的县要有代表性，政治上没有大地主，不能有太大的干扰，像诸城就不行。”在这些方面，邹平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都比较好。山东108县分列三等，邹平属三等，县不大，人口不多，没有大地主的干扰，位于胶济铁路沿线，离济南、周村较近，交通在便与不便之间，是搞实验的理想之地。因此，邹平县城被定为研究院院址所在地，邹平县也就成了从事乡村建设试验的基地和中心。　　经过筹备，1931年6月15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成立。该院设立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邹平实验县和农场四部。梁仲华任院长，孙则让任副院长，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功能是一方面研究乡村建设问题，一方面指导乡村建设的实践，很明显具有“政教合一”的特征，特别是随着后来的发展与变化，研究院不再只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而是在进行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同时，又兼有行政部门的职能。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从成立到1936年，为乡村建设运动培养了大批人才，奠定了乡村建设派的据点，在改良农业、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等方面，乡村建设研究院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取得了斐然的成绩。　　研究院开办伊始，由梁漱溟撰写《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以说明该院设立宗旨和具体内容办法，与招生简章一同发布。该《概要》主体精神是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前几年进行乡村建设研究的理论和思想。他开宗明义，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由乡村组成其主体，所以“中国的建设问题便应当是‘乡村建设”’。接着他强调指出，西方的“都市文明”的后果内而形成阶级压迫的惨剧，外而酿成国际大战的祸灾，中国不能再蹈覆辙，也无条件去走，因此中国必争取“乡村文明”。随后又进一步阐述，西方文明是一条个人为本位的发财之路，它的动力是“竞争”，竞争使少数人发了财，多数人受饥饿，美国如此之盛，结果也是700万人失业。而乡村建设要取“社会本位”，走合作之路，与个人竞争分为两途；“农业合作”的道路，正好是“集体进步”“*是养济众人的一条大道”。而后文章又转向知识、知识分子和农业的关系上。过去中国乡村简陋，用不上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向军界政界挤，去做“高等乞丐”，结果农村愈愚、愈弱、愈贫，知识分子也走上自选的死路。而知识分子回到乡村，去搞乡村建设，既解决了乡村的愚陋，又使自己走出一条光明大道，即“民族自救”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