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社会生活中的理由

不管是公职人员、应急救援人员还是社区学院学生，人们给自己或他人找理由，并不是出于对真相或自圆其说的某种普遍渴求。 他们给出的理由常常是肤浅的、矛盾的、虚伪的，或至少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是牵强的。不管人们给出理由时在做什么，他们显然是在协商自己的社会生活。他们在讲述自己和理由的倾听者之间的关系。给出者和接收者在确认、协商或修复他们之间的适当关系。 人们给定的理由通常分为四个互有重叠的类别。 1. 惯例，即人们对渎职、差错、荣誉或好运所给出的惯常理由：火车晚点了，终于轮到你了，她有家学渊源，他一向走运，诸如此类。 2. 故事，即结合了原因—结果说明的解释性叙事，既可以是“9·11”大劫难这种稀有现象或特殊事件，也可能是诸如朋友的背叛、获得大奖，或毕业二十年后在埃及金字塔偶遇高中同学这样的事情。 3. 支配司法判决、宗教忏悔或颁发奖章这类行动的准则。 4. 对以上三者后果的技术性说明：对于世贸中心八十八层的伊莱恩·杜奇在9 月11 日一架被劫飞机撞上大楼后的遭遇，结构工程师、皮肤科医生或矫形外科医生可能给出的解释。 这四种给出理由的方式都有其独特之处。给出者和接收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同，通过每种方式所给出理由的内容也都会有所不同。这些方式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它们都会影响到这些社会关系，或确认某种现有的关系，或修复这一关系，或宣告某种新的关系，或否认某种关系的存在。但这四种理由的给定在形式和内容上具有显著的差异。每种理由都具有不可替代的职能。 惯例并不需要假托充分的因果解释。如果我详细解释自己为何将咖啡泼到了你的报纸上—昨夜如何难寐，工作如何令人糟心，*近患上了难以控制的颤抖症—你很可能早就不耐烦了。“哎呀，我真是笨手笨脚！”可能已足够，尤其是如果我提出给你买一份新报纸的话。（“对不起，我被地毯绊了一下”应该也成。）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有迥异的惯例。例如，同样给出一个疏忽、开小差，或好运的理由，公交车上的邻座会感到满意，但配偶却往往难以被安抚。惯例宣示、确认、修复或否认社会关系。因此，依据社会关系的不同，惯例天差地别。 然而，例外事件和陌生现象则要求不同的理由；它们要求讲故事。对于惨遭滑铁卢、大获全胜、颜面尽失、面临共同的悲剧或者在夜里听到异响的人来说，一句“碰巧而已”远远不够。他们也试图根据眼下的环境和社会关系来配以理由，但此时理由举足轻重。重大的人生转变，如结婚、离异或父母过世，同样要求比惯例更有分量的说明。一般而言，例外事件的理由为解释添补了一丝辩护或谴责的意味：公司给我发的奖金比你多，因为我工作更努力，卖出了更多台电脑。给出者和接收者之间对关系的质量、强度、持久性与得体性的暗含诉求，远甚于与惯例有关的诉求。 三大特点使得故事对于社会生活而言至关重要。首先，它们重构并简化了社会过程，使这些过程适于讲述；“X 对Z 做了Y”，这呈现出一幅便于记忆的画面。其次，它们包含了对责任的强烈归与，由此将其导向了道德评判：功劳是我的，过错是他的，他们对我们不仁。这第二个特点使得故事在厘清事实后的评估中尤为重要，并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何要改变他们不那么光彩的所作所为的故事情节。第三，故事从属于眼下所处的关系，因此会随关系的不同而不同；面对同一场球赛，电视记者与落败一方的球员彼此之间的说法亦有不同。 不仅如此，故事还精简了原因—结果的关联。典型的故事只有少数几个行动者，这些行动者的秉性与行动导致了有限时空中的一切。行动者有时包括超自然的存在物和神秘力量—例如，在巫术中被用作对不幸的解释—但行动者的秉性与行动解释了既定事实。从而，故事不可避免地弱化或忽视了差错、意外后果、间接效应、增量效应、协同效应、反馈效应和环境效应在因果链中的作用。（Tilly 1995, 1996）它们符合讲故事的主导方式。事实上，早期对“9·11”袭击给出的大多数理由都采取了故事的形式。 与故事不同，准则不需要承担太多解释职能，只要它们遵循现行的规则。（当我在美国海军服役时，我是一个听令于规则的主计长，经验丰富的三级军士长爱德华·麦克格罗蒂［EdwardMcGroarty］是带我的师傅，他曾开玩笑说：“这没有理由：就这么规定的！”）宗教条规、法律条文以及高规格的荣誉评定充斥了理由，但这些理由描述的是发生的事情如何遵从于现有的准则，而非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了相应的后果。法官、牧师与评奖委员会这种第三方，尤其注重依据准则来给出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