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它千顷澄碧:兰考脱贫启示录

1 精神高地，却是经济洼地 1966 年2 月，因为新华社记者穆青等人采写的一篇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兰考一度成为全中国*著名的县城。兰考出名的原因有二，一个是令全国人民动容和敬佩的县委书记焦裕禄，而另外一个却是兰考人心上的一道疤：穷。 在当时的中国，兰考是一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小县城。地处豫东平原、北依黄河，这个生在黄河边上的小城，却也因黄河而疼痛。蜿蜒5000 多公里的黄河，一路东流入海，在北方大地上留下了九曲十八弯，而兰考恰恰就在这*后的一弯上。这*后的一弯，将风沙、盐碱和内涝留给了世代在这里居住的百姓。 在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村民雷中江的印象中，小时候的兰考除了沙，还是沙。北风扬起的时候，所有人都满面灰土，牙齿一嚼都嘎巴嘎巴响，鼻子经常莫名其妙流鼻血。有时风沙太大，一宿的时间就能把门堵住。一早起来人要想出门，只能从窗户爬出去。 据《兰考县志》记载，自1644 年至新中国成立的305年间，兰考发生涝灾90 多次；自清朝咸丰年间至新中国成立的近100 年间，兰考被风沙掩埋的村庄就有63 个。1949 年，全县97 万亩耕地中，低洼易涝地达12 万多亩，沙碱地达33 万多亩，全县粮食亩产仅38.5 公斤。 在当年，虽然全国上下都处在普遍困难时期，但刚刚来到兰考的焦裕禄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他没想到这个离他之前工作的开封市尉氏县不到百公里的兰考县，竟然是如此另一番景象：黄沙漫漫，白茫茫的盐碱地上颗粒无收，风沙把树根刮起，幼苗难以成活，老百姓生活更是苦不堪言。 虽然焦裕禄带领群众苦战“三害”，甚至把生命奉献在了这里，但除环境有了一些改善之外，穷根还是远未从肉里拔出来的刺。 1981 年，22 岁的陈香枝嫁到了兰考，60 元的彩礼成为她和爱人组建家庭的全部费用。那个时候，兰考的穷，她是知道的。兰考本地的姑娘都抢着往外嫁，她却不顾全家人反对，执意嫁进了兰考。陈香枝嫁来村里，对她丈夫一家来说简直就是个“宝”，“我要不是看上了他这个人，我才不来这呢，在哪过日子不比在这好”。 想到那些年的苦日子，陈香枝到现在依然印象深刻。家里五口人住在三间破房子里，一年到头辛苦种地却不打粮，收成*低的时候人均一年只能产出13斤小麦，大人孩子勒紧裤腰带，勉强够一家人糊口吃饭。日子苦得没办法了，陈香枝的爱人随着村里人四处去打工赚钱，一年到头不着家，她一个人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孩子。 那个时候的陈香枝，每一天就这么麻木地过着，她和村里人都觉得，这就是命，兰考的苦日子就是兰考人的命，“过一天算一天吧，有时候听说别的县城有个万元户，自己都觉得是在听故事”。 改革开放后，兰考的情况并没有明显改善，贫困始终是压在当地人头上的一座大山。2002 年，兰考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从“外出要饭”到“向国家要饭”，贫穷似乎成了兰考人摆脱不了的标签。 2009 年，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曾撰文发出疑问，无论是从河南全省乃至全国蓬勃发展的大背景看，还是从调研和查阅的省内外县域经济发展资料反映的情况看，兰考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是相对滞后的，发展不足和质量不高的问题还比较突出。 在兰考，一个刺眼的问题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当时改革开放已经30 多年了，发展的机遇一波接着一波，发展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与兰考条件相似、位置相邻的河南长垣、山东曹县都抓住了机遇异军突起，为什么兰考还是发展的洼地？兰考这个“政治明星县”怎么就长了一条“经济短腿”？政治高地为何摆不脱经济洼地的阴影？ 类似的疑问不断被提出，但遗憾的是，兰考贫穷的事实一直没能被改写。2014 年，是焦裕禄逝世整整50周年，可走进兰考县城，四处目之所及仍是贫穷和破落的印记：几条简单的街道、四处低矮的民房，即便是在县城*热闹的地方，也找不到一家高档的酒店或者是有些许现代化的商业广场。按照兰考官方公布的数据，2013年，兰考县实现生产总值193亿元， 按照当地公布的全县人口83 万人计算，兰考县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仅为2.3 万元，且不说和南方的经济强县比较，就是和周边同样的农业县相比也是差距悬殊。 不少人说，兰考当年之所以错过了改革发展的红利期，是因为思想观念没转变过来。很多当年想在兰考大干一番的人回忆起来，都说当年兰考的社会发展环境不够好，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现象很突出，所以外地企业不愿来、本地企业难成长。 可到了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时候，眼看着全国经济快速崛起、周边县市不断发展、全国人民的钱包鼓了起来，兰考人也很着急。曾任兰考县县长的周辰良也带领干部走出县城、四处招商，但是并不顺利。 可能是急于求成，可能是缺少科学论证，也可能是没有培育出成熟的市场，总之，千辛万苦招商来的一些工业和商业项目不久后就陷入了半停产状态。甚至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河南举全省之力支援建设的帮扶兰考“十面红旗”项目和企业也*终销声匿迹。 有不服气，有自责，也有困惑：兰考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我们就富不起来？ 2 红脸出汗，发出“兰考之问” 2014 年3 月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听取兰考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有一点‘辣味’，让每个党员干部都能红红脸、出出汗。”就是在这次民主生活会上，时任兰考县委书记王新军发出“兰考之问”，作出“三年脱贫，七年小康”的庄严承诺。 “请大家向我开炮。” 2014 年5 月8 日上午，兰考县委常委班子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县委书记王新军做完自我剖析，一句话话音刚落，和他搭班子的县长周辰良就直言不讳地提了三条意见：“一是你工作作风太武断，听不进去不同意见，没两句话就拍桌子；二是遇事先定调子，造成班子成员被动；三是抓工作大包大揽、一竿子插到底，让下属无所适从。” 那一上午，刺耳的话不断，更有在场同志“挥刀自戳”，开展深刻的自我批评。 县委书记王新军自我检查政绩观有偏差，片面追求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和县域排名，贪大求洋，超越财力搞城市建设；县长周辰良说自己多是在办公室听汇报，即便下去调研，往往也是“路上一小时、调研十分钟”；组织部部长仝柯峰直言，在干部调整中有时碍于多方打招呼、递条子，怕得罪人，不能按原则办事；县委办主任魏随安则自我检查工作责任心不强，领导说啥就是啥。 “不讲原则”“不负责任”“拔苗助长”“作风漂浮”，这些措辞尖锐但直指要害的词语不时出现，“白脸进、红脸出”，掏心见胆、坦诚相见之间，这场“辣味”十足的民主生活会吹出了一阵新风，吹向了全国，更吹进了兰考党员干部的心里。 作为焦裕禄之后的第14 任兰考县委书记，王新军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困扰自己多年的问题：为什么守着焦裕禄精神这笔财富，50 年后兰考经济仍比较落后，还有10 万人没脱贫？这是困扰着王新军的问题，也是几十年来兰考人心头一个解不开的大疙瘩。 在进入兰考县城的必经之路上，有一座焦裕禄铜像，他裤脚挽起，双手叉着腰望向远方。看到铜像的刹那，一股崇敬感油然而生。 如今回想当年的兰考，焦裕禄精神似乎凝固在这座铜像上，领导干部身上的干劲、闯劲越来越少，害怕“有损焦裕禄精神发源地的形象”；而老百姓“穷惯了”“熬疲了”，觉得兰考“也就这个样”。 “贫穷不可怕，可怕的是被贫穷磨颓了斗志、安于贫穷。”这是兰考出生的温振回到农村老家工作后的*大体会，也是他对“兰考之问”的回答。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温振后来一直想，如果当年已经有了这首《存在》，他应该是哼着这首歌回到兰考的。 2008年，22岁的温振放弃外面世界的可能性，毅然选择回到老家兰考县仪封乡胡寨村，成为一名村官。 “刚毕业的毛孩子能干啥，来做样子的吧？”当温振被一台柴油机动三轮车颠簸着接进村子时，胡寨村的村民当面没说啥，私下闲聊时却以年长者看小孩子胡闹的旁观心态品评着。 在读小学之前，温振一直生活在乡下，对农村有着细致入微的体察：“叔伯辈的手都粗糙得很，纹理里浸满尘土灰质，那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洗都洗不掉的印记。”农民在土里刨食的艰辛，以这样一个细节深深印在他的心里。 那个时候，温振还没想到“兰考之问”这么深刻的问题，但他心里有一种不服气：凭什么就是我们兰考穷？他还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倔强：我不怕吃苦受累，只怕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几年下来，从村官到副镇长，温振在基层扎下了根，也看透了不少问题。兰考的问题是“脑袋的问题”，不敢干、不会干、不愿干是兰考贫困群众的“通病”。不少百姓被“精神贫困”难倒了，总觉得看不到希望、提不起干劲，再努力也“扶不起来、拉不动”。 徐二排曾经就是那么一个“拉不起来”的人。 徐二排是兰考县固阳镇徐场村村民，年轻时身体好，还能出去打工赚钱。可年纪越大身体越差，没法外出打工赚钱的他*后连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来。越穷越没劲。徐二排像是个被戳瘪了的皮球，不仅拒绝了村干部介绍的镇上工作，也推掉了不少政府的帮扶项目，“啥都不想奔，就想着日子混混，过完这辈子就行了”。 过去，徐二排到过*大的“衙门院”就是乡政府，县委大院是他想都不曾想过的地方，*多不过是在去火车站的路上遥遥地一望。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居然有一天，县委大院里开会时发出的“兰考之问”竟传进了他的耳朵里，甚至让他失眠： 是啊，为啥啊，我们兰考咋就这么穷，我们就该一辈一辈地这么穷下去么？ 那一夜，徐二排辗转难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