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阈下中国现代小城小说研究

　　《文化视阈下中国现代小城小说研究》：　　英国美学家阿诺·里德曾说：“究竟是什么东西推动艺术家进行创作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所有的一切。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原因，这包括了他过去所有的生活状况，他在创作时的身心状况、意识和气质，包括所有能引起灵感现象的一切情况。这些情况严格说来可以包括艺术家所描写的那件事情为止以前全部宇宙的历史。”这是一个人源自各种“机缘巧合”的种种先天和后天的经历和机遇，形成了其独有的兴趣和敏感，形成其阅人观物的独特方式，决定了其别具只眼的视角和别有会心的思想。这些独特之处也表现为个人感兴趣的表现对象、感兴趣的视角和感兴趣的表现方式与手段。于是，同样的事物在有的人那里有感觉，在有的人那里就没感觉。同样有感觉的重要事物，在不同的作家那里，关注点又不一样。在很多时候，创作者本身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写这些和为什么这样写，很多情况下是跟着感觉、身不由己的。或许，这正是文学创作的魅力所在。作家常常比喻自己的作品是自己的孩子，而不是自己设计制作的产品，或许原因正在于此。孩子可以预期，但不由设计，因此失望或惊喜在所难免。但产品设计和制作，似乎只是走个程序，没有意外，没有创作的惊喜，只有技巧的呈现，那是不能动心的。正因如此，作家尤凤伟说：“我写小说一向没有什么章法。题材与写法都随心所欲，今日南山，明日北海，兴之所至。不像有些作家那样胸有成竹，制定出五年、十年甚至一生的创作规划，然后在自己的‘开拓区’里一口一口地打深井。我没有这种雄心壮志，也没有这种耐性。我似乎还有另一种偏见：世间诸事唯文学不可按规划刻板实施，那便多了匠气，失却了活鲜，失却了色彩，失却了灵气。……我只是散散懒懒，顺其自然，我只听命于心灵与情感的牵引，觉得可以成篇，便命笔写下。”相反，一旦创作的目的、动机过于明确，强烈的功利目的会遏制直觉、无意识的正常发挥。所以，美国作家查尔斯·布列斯基曾说：“一旦我知道我为什么写作，那么，肯定地讲，我就再也无力写下去了。”　　就中国现代小城小说写作的显在动机来看，或出于功利性写作，如启蒙大众、批判落后传统等；或倡导革命，反抗等级压迫；或呼吁大家联合起来救亡图存。这种功利性创作主要包括政治功利（对当下政治的批判和反思）和道德功利（对道德的颂扬或批判）两方面。而那些或因忆旧怀旧，或偏于趣味、愉悦，或源于成长经历中的各种创伤记忆而对某些方面特别关注或别有思考的个性写作，往往是潜意识层面在起作用。对于以写作为生的作家而言，或许会有自己的个性，但就其显在创作动机而言，一般会符合社会、时代的主流意识。但就潜在意识而言，则怀抱各有不同。作品的水平高下、意义价值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区分开来的。如果只是以启蒙的标准去衡量《呼兰河传》，那么其在描写日常生活方面的“史诗”价值必然会被遮蔽。如果只是将《边城》看成对传统美德的赞美，那么其现代性反思和人性凝眸的意义必然被格式掉。如果只把师陀的《果园城记》看成对落后的中原小城的批判，那么小城的寓言性及其现代中国生活样式的“浮世绘”价值也将被弱化。如果认为许钦文、王鲁彦的《屋檐下》《王老妈》《黄金》等只是描写了西方商业文化冲击下浙东小镇世风日下、生存艰难的状况，那就忽视了作者对家乡子民理性务实的生存态度与坚忍不拔的生命意志的赞美之意。其他如李劫人的《死水微澜》、沙汀的《某镇纪事》、萧红的《小城三月》等众多优秀的小城小说，都有着也许作者也未必意识到的丰富内涵。它们不会固定于几个简单的类型化主题，也不会僵死于一种叙述模式，它们还原的是生活，书写的是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