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复古的众声与别调

　　《明代复古的众声与别调》：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文学史，诗文评、文苑传、诗歌选本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承担了部分文学史的功能。①从文学演变的历史进程来看，文学批评并不是独立于文学历史之外的自足体系，而是与文学史演进并生共存，这一点在明清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文学思潮的变迁，往往通过文学批评与创作来共同表现。文学史上某些看法的形成，即与文学批评密切相关。在中国文学历史进程的建构中，文学批评往往起到重要作用，诸如作家作品地位的确立，文学现象的解析，文学思潮的更替，等等，多经由文学批评而得以完成。明清诗歌批评虽与近代以来兴起的文学史有明显差别，却能为文学史研究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然而毕竟又与文学史著述不同，其中*突出的一点即是“历史”意识。文学批评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文本批评，并无建构历史的直接要求，因而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常可以只关注文本分析本身。然而文学史书写却不同，它所关注的是作家和作品的完整链条，文本的批评和分析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在此情形下，建立在文学批评基础上形成的某些文学史认识，就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前节对“国初”诗分五派看法所作的解析，其出发点即基于此。对元明易代之际诗人的时代归属问题，前人已有所关注。胡应麟曾经指出，类似张以宁、张昱、张简、杨维桢、危素这样的诗人，虽然在生活年代上均已入明，但在诗史上则应当归入元代，理由有二：其一，“率与元人唱酬”，诗歌唱和交往的对象多为元代作家；其二，“俱鼎盛前朝，无闻当代”，创作的高峰和诗坛影响都集中于元代。①基于这两点，决定了他们仍只能算是元代诗人。而被他视为明代诗歌开启者的，是在元末和明初俱“有闻”的高启、杨基等人。事实上，他仅仅将高启、杨基等人定位于明初，而忽视其在元末诗史建构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文学活动的实态，于诗史演进的历史实际仍不免有悖，也不利于理解个体诗人文学活动的意义和真实场景。对于如何处理易代之际文人的时代归属，四库提要将杨翮列为元代作家时提出的一条依据，反映了中国古代诗文评、选本、总集在处理同类问题时的主流做法：“今以其未受明禄，故仍系之元人焉。”②依照这一标准，陈基、赵汸在被征修《元史》后都未接受官职，因而提要将其视为元人。而张以宁虽然为元泰定四年进士，但因为人明以后接受了翰林侍讲学士的职位，因而提要将其列为明人。诸家评论、选本如《诗谈》《明诗评》《皇明诗选》《明诗综》《明诗别裁集》等，也大多将张以宁视作明初诗人。四库提要称其所作《倦绣篇》《洗衣曲》等作品“稍未脱元季绮缛之习”③。究其原因，在于这些作品原本就写于元末，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杨维桢、李孝光等人提倡写作新乐府的影响。事实上，张以宁在洪武三年就因病去世，在明初活动甚少。胡应麟以其“率与元人唱酬”而将他归人元代，更符合张以宁诗歌创作的历史实际。或许是认识到将易代之际诗人归人某一时代会给诗歌的理解造成困难，钱谦益在编选《列朝诗集》时，将刘基的诗分别编在了以收录易代诗人为主的“甲集前编”和收录明初诗人的“甲集”，并提示说：“余故录《覆瓿集》列诸前编，而以《犁眉集》冠本朝之首。百世而下，必有论世而知公之心者。”①多少反映出在处理易代之际诗人创作时的审慎态度。他在编录杨维桢的作品时，也说：“铁崖之诗，多作于有元之季，而其人则人本朝矣。辞召应制之作，略见前篇，而他作则以此编尽之。若其文章，则两属焉。刘文成、宋文宪亦同此例。”②如此区别对待，显然也是注意到了元明易代诗人的创作应从时代上进行区分。不过这只是他在面对个别诗人时所持的态度，尚未具备现代意义的文学史观念，也未运用此一原则处理所有易代之际诗人，像被胡应麟认为应当归人元代的危素、张以宁，都被编在了“甲集”之中。陈田《明诗纪事》对刘基的处理，也显示了明清时期批评家在处理相关问题时的时代意识：“文成为开国文臣，故录其入明应制之作，以为压卷。”③在陈田看来，刘基作于元末的诗虽然远胜入明以后所写之诗，但那些作品毕竟写于“前朝”，自然不能进入纪明诗之事的《明诗纪事》之中，而作为“明初”诗人的刘基，也只能收录他的“人明应制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