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 on Air: 大卫·爱登堡自传

　　《Life on Air：大卫·爱登堡自传》：　　圣保罗大教堂西北角钟楼上的大铜钟似乎停摆了。如果我透过办公室窗户，伸长脖子望过去，就刚好能看到它。现在是1950年，“二战”刚刚结束五年。或许它依然承受着“二战”期间伦敦空袭的余波。大铜钟的指针所显示的两点十分应该不对。我在马路对面由轰炸后的废墟建成的花园里吃完午餐的一个比萨，并在两点前赶回了办公室——作为伦敦一家出版社*新人职的*年轻员工，这是我应有的行为准则。这至少得是三刻钟之前的事了。　　我将注意力集中在面前的长条校样上，这是一篇关于蝌蚪的小学课文。这种工作也有乐趣，然而我总觉得，它还远远用不上我来之不易的自然科学学位。我得用自古登堡时代就没变过的排版技术将图片插入文稿中，数清楚单词，有时甚至是字母的个数，加到一起，看看有多少必须得放到下一页，再尝试各种排版，让插图整洁好看。　　过了半小时，我再次看向窗外。大铜钟确实没停，它的指针也确确实实移动了，也就往前移动了几分钟吧。还是没到两点半。这个令人沮丧的发现深深地打击了我，我决定把桌子转过来，这样就不至于被一个钟的指针摆布。这么一来，我开始面对着一片空白的墙壁发呆。我意识到自己不想以这种方式度过余生——成为一个体面的出版商并不是我想要的未来。　　那么我未来要做什么呢？我24岁了，曾在剑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当时我以为，无论如何，自然科学研究都将带我去往地球上那些遥远而又令人兴奋的角落。在那之后我加入海军服役，希望能被派往某处浪漫之地。在戈斯波特（Gosport）进行初步训练时，我遇到了一些老兵，经常听他们提起“亭可”，也就是当时锡兰（Ceylon）的亭可马里（Trincomalee），远东舰队的基地就在那里。如果能去那还真不赖，我告诉所有能影响分配结果的人，训练结束后，自己想被派到亭可这样的地方。结果，我被分到了一艘作为后备役舰队的航空母舰上。　　海军服役结束之后，我决定不再重返学校读博士。在那个时候，动物学主要基于实验室研究，而我不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研究动物。那时我已娶了在大学期间相识的姑娘——简（Jane），即便能申请到奖学金，我也不可能指着这个钱养家。因此我认为出版业的工作会比较适合我，就在一家教育出版社找了份初级编辑助理的工作。现在看来，这工作也不太有趣。　　作为一名初入社会的城市青年，我觉得需要把《泰晤士报》带到办公室，天天没事儿的时候研究一下上面的招聘专栏。在报纸上，我看到英国广播公司（BBC）在招聘一名广播谈话节目的制片人。我想，既然没能找到一份带我去往远方的工作，那我或许能通过这份工作，听那些阅历颇深的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获得一种间接的体验。于是我提交了申请。两周之后，我收到了一封措辞讲究的短笺，信上说这份丁作已由他人获得。就这样，我又回到了日复一日的长条校样中去了。　　后来有一天，我在办公室接到一通电话，使我尴尬又吃惊。在办公室接听私人电话是不允许的，因此在和广播公司的这位女士通话时，我觉得有点负罪感。她说她的名字是玛丽-亚当斯（Mary Adams），她不在我应聘的广播部工作，而在公司的电视业务部。她看到了我的申请表，虽说我没收到参加广播部面试的通知，她依然认为或许我适合电视业务部。那么我对此感兴趣吗？我必须承认，实际上我没怎么看过电视。我曾在岳父岳母家见过一台电视机，他们是我知道的唯一一户有电视的人家，我自己当然也没有电视。而亚当斯夫人认为这不一定就是劣势。她问我是否愿意去她那儿讨论一下参加培训课程的可能性。于是我向上司请了假，用去我十四天年假中的一天，来到伦敦北部的亚历山大宫（Alexandra Palace），拜访亚当斯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