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物哀”美学范畴史研究

日本“物哀”美学范畴史研究绪论绪论 “物哀”日文著作中多以假名书写：“もののあはれ”或“もののあわれ”，二者均读作“mononoaware”，其中研究著作中多采用前一种表记方式。一词的*早用例是在纪贯之的《土佐日记》（935）中，书中写道：“船夫却不懂得这物哀之情，自己猛劲儿喝干酒，执意快开船。”“*早的用例”之说，见《不列颠国际大百科事典》日本、TBS、不列颠出版公司1975年版“物哀”条。*初该词仅为普通用词，直至江户时代日本国学大师本居宣长（1730—1801）运用“物哀”概念对《源氏物语》做了全新阐发，才使“物哀”成为一个文论范畴。我国学者王向远指出，“物哀”是日本传统文学、诗学、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果不了解“物哀”就不能把握日本古典文论的精髓。日本学者和辻哲郎也强调，本居宣长的“物哀论”在日本思想史上是划时代的。所以，国内外学界都对“物哀”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在日本，对“物哀”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涉及学者众多。而日本之所以在这一特定的时代掀起研究“物哀”的热潮，*根本的原因在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势力急速膨胀，国学家本居宣长所倡导的“皇国优越论”大受吹捧，而他的“物哀论”也被官方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精神强烈的学术圈当作精品弘扬。时至今日，依然有学者在探讨“物哀”。纵观学术界的著述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日本学界对“物哀”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从美学角度阐明“物哀”的美学内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冈崎义惠的《“あはれ”の考察》（《“哀”的考察》）（1934）和大西克礼的《あはれについて》（《关于哀》）（1940）两部著作。冈崎义惠通过详细梳理和分析记纪歌谣、万叶歌谣以及平安初期谣曲中的“あはれ”用例，认为“哀”的内涵本质就是一个不断深化爱怜、同情等心绪的过程。美中不足的是，冈崎义惠仅考察了平安初期之前的“物哀”（哀），事实上自平安中期以后，“物哀”的美学内涵才真正逐渐丰富起来。大西克礼则运用现象学本质直观的方法，从“哀”的基本辞典义出发，抽丝剥茧地将“哀”划分为五个阶段的审美内涵：狭义心理学意味上的哀、怜内涵，一般心理学意味上的超越情感内涵，审美体验意味上融入直观和静观等知性因素的一般审美内涵，世界苦的特殊审美内涵，包含优美、艳美、婉美等各种审美要素的综合性审美内涵。大西克礼对“物哀”所做的美学分析是颇有深度的，在日本学界十分罕见，是一部应受到足够重视的著作。除此以外，从美学角度考察“物哀”的还有濑古确的《日本文芸史：日本文芸理念の展開——「まこと」「あはれ」「幽玄」の系譜》（《日本文艺史：日本文艺理念的展开——“诚”·“哀”·“幽玄”的谱系》）（1972），久松潜一的《日本文学評論史》（《日本文学评论史》）（1969）中“物哀的文学思潮”、“物哀的理念”等。 第二，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物哀”。具有代表性的是山崎良幸的《「あはれ」と「もののあはれ」の研究——特に源氏物語における》（《“哀”与“物哀”的研究——以〈源氏物语〉为中心》，1986）。他梳理了日本自上代至平安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哀”与“物哀”的用例，分析了它们的具体内涵，认为“哀”与“物哀”*本质的意义是广义的爱怜（一种以爱执、爱惜、思慕、追慕以及爱怜之情为核心的哀叹），并且认为这种内涵是一以贯之的。其用例分析所涉及文学作品的范围较广，且分析细致，论据充分。但遗憾的是，他忽视了“物哀”的时代背景，以及各时代背景下的思想变迁，这就导致了在解释其内涵时得出了始终如一的结论。而同样从语言学层面考察“物哀”的还有山本健吉的《三つの古語についての考察——もののあはれと色好みとやまと魂》（《关于三个古语的考察——物哀、好色及和魂》，1971），黑住真的《「もののあはれを知る」をめぐって》（《围绕知物哀》）等。 第三，从比较诗学角度考察“物哀”与中国诗学的区别。*具代表性的是铃木修次的《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1989）。他设专章比较了中国的“风骨”与日本的“愍物宗情”译者刘光宇将“物哀”翻译为“愍物宗情”。他认为“风骨”与“物哀”分别代表了中日两国传统文学的精神。“风骨”是中国富于理性、语言明快、刚健雄毅、坚实有力的文学品格；“物哀”是日本以表达腼腆、娇羞、文弱、细腻等情感为中心的文学精神。铃木强调，不管是“风骨”，还是“物哀”都具有一种价值，尤其“物哀”，是一种别样的文学趣味。他比较的目的，很显然是为了确立日本“物哀”文学的价值和地位。铃木的论述对于中日文学精神的比较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风骨”在中国传统文论中属于文学艺术风格范畴，而“物哀”在日本美学中则属于情感美学范畴，二者是否具有可比性的这一前提仍然值得商榷。 第四，从精神的角度考察“物哀”。具有代表性的是和辻哲郎的《日本精神史研究》（2005）。他在这部著作中从日本精神史的高度重估了本居宣长的“物哀论”。他认为，“物哀”是平安朝所特有的“向着永远的渴求”，他不同意宣长把它当作在人生深处发现的“女童般的脆弱”，而只把那当作平安王朝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因此，他把“物哀”的起源看作男性精神的缺乏，由此也见出“物哀论”的局限性。和辻哲郎的论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本居宣长“物哀论”的局限所在，即把“女童般的脆弱”当作“物哀”的本质。他以“物”为本体，超越了宣长对“哀”囿于情感、情绪范畴的理解，将“哀”引向理念的高度，寻绎出“哀”的*终依据。此外，从精神角度解析“物哀”的还有高桥富雄的《宮廷主義の倫理——もののあはれの精神構造》（《宫廷主义的伦理——物哀的精神构造》）（1962）、杉田昌彦的《「もののあはれ」と宣長の自他意識——思いやる心をめぐって》（《“物哀”与宣长的自他意识——以同情心为中心》）（2005）等。 相对于日本来说，国内学界对“物哀”的研究起步较晚。*早关注“物哀”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翻译学界对“もののあはれ”这个概念如何翻译展开了研究与讨论。李芒在《“物のあわれ”的汉译探索》（1985）一文中，主张译为“感物兴叹”；李树果的《也谈“物のあわれ”的汉译》（1986）将李芒的翻译更加简化为“感物”或“物感”；赵乐珄在翻译铃木修次的《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1989）时则译为“愍物宗情”。此外，还有“人世的哀愁”、“物哀怜”、“幽情”、“物我交融”等译法。总之，这些翻译都是在理解“もののあはれ”含义的基础上做出的解释性翻译。另外也有学者主张直接按照日文迻译为“物之哀”或者“物哀”的。陈泓在《也谈“物のあわれ”的译法》（1989）一文中就表示应该译为“物之哀”，赵青在《“もののあはれ”译法之我见》（1989）一文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总体来说，这一时期仍处于翻译和介绍日本“物哀”的阶段，尚缺乏对“物哀”的研究，但是学者们积极地探讨了“物哀”的翻译问题，证明“物哀”已逐渐被国内学界重视。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内关于“物哀”的研究成果可谓硕果累累。据笔者调查，仅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与“物哀”相关的论文就有100余篇。观览了这百余篇论文，笔者在此将归纳、分析众家论述，汇集整理为以下四个方面： **，把“物哀”当作美学理念、美学范畴，阐释其文化内涵、审美特质以及意味结构。*早尝试阐发日本美学范畴的是邱紫华，他在《日本美学范畴的文化阐释》（2001）中，认为日本美学范畴具有形象性、象征性和情感性三大特征，并把美学范畴界定为两类：自然美范畴和艺术美范畴。其中，“物哀”就属于其艺术美范畴邱紫华的艺术美范畴包括：真实、物哀、禅悟、空寂和幽玄。内的。他认为“哀”是主体同外在世界情感互渗的情感表现，是一种复合型的复杂情感，而由“哀”到“物哀”是一个心物合一的发展过程，即丰富了原有的情感内涵。尽管他是基于黑格尔的《美学》将日本美学范畴界定为自然美范畴和艺术美范畴，但更进一步的层级划分和审美分析仍有不妥当之处。王向远在《日本的哀·物哀·知物哀——审美概念的形成流变及语义分析》（2012）一文中，梳理了哀、物哀、知物哀这三大审美概念形成演变的轨迹，并从语义分析的角度厘清了“哀”的概念意义、“物”的内容以及“知”的特点。他以美学的视角审视了“物哀”作为审美范畴的确立以及意义的生成，并将“知物哀”纳入审美活动分析。可以说，这种对“物哀”文学理念的美学阐释，是对历来仅围绕“物哀”或“知物哀”阐释其内涵的一种突破。 第二，从比较文学以及比较诗学的角度阐释“物哀”。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姜文清的《“物哀”与“物感”——中日文艺审美观念比较》（1997）和王向远的《中国的“感”、“感物”与日本的“哀”、“物哀”——审美感兴诸范畴的分析比较》（2014）。姜文清是国内学界首位将中国的“物感”与日本的“物哀”当作相似的审美观念进行比较的，打开了“物哀”与中国诗学渊源的视界。遗憾的是，该文关于二者内涵部分的分析论述较为简略，每个区别只是点到即止。而对这两个范畴做进一步对比研究的是王向远，他认为应当把二者的比较扩大到“感”、“感兴”、“感心”、“物感”、“感物”、“哀”、“物哀”等诸范畴领域，他从二者的哲学基础、思想背景、情感倾向、风格色彩等方面的异同进行了分析，论据充分，分析透彻，从其内在的审美内涵阐述了二者的相通与差异。除此以外，涉及“物哀”与中国美学范畴比较研究的还有周建萍的《“物哀”与“物感”——中日审美范畴之比较》（2004），孙德高的《周作人与“江户情趣”——兼与永井荷风比较》（2004）等。 第三，通过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物哀”这一独特的审美意识是如何体现的。在日本所有的现当代作家中，以“物哀”解读川端康成的文学作品的论文数量*多。据粗略统计，百余篇论文中共有37篇是分析川端康成文学作品的，或者分析人物形象，如杨金玲的《川端康成笔下悲剧女主人公形象解读》（2015）；或者探讨作品的审美特质，如张荣的《春空纸鹤若幻梦——解读川端康成小说的美学特征》（2010）；或者站在文化的角度考察其作品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如李颖的《从〈古都〉看川端康成对日本民族文化的传承》（2015）等。 第四，通过探索日本的动漫、服饰、电影、绘画等艺术作品中的审美情趣，解读其中所体现的“物哀”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取向。这一类的论文如李金梅的《物哀与幽玄——高畑勋动画电影的民族文化特质》（2016），陈川的《浅析和服图案中的自然崇拜》（2014），万柳的《百合现象与“物哀”文化——日本动漫文化精神新探》（2014），张琦的《日本江户时代“文人画”形成及表现特征》（2008）等。 与海量的论文相比，国内研究“物哀”的专著甚少。由叶渭渠和唐月梅两位先生合著的《物哀与幽玄》（2002）是我国**部研究日本人审美意识的著作。本书对“物哀”做了全面深入地考察，作者把“物哀”划分为艺术美的形态，认为“物哀”是日本固有的审美范畴。他们不仅梳理了“哀”由*初的感叹词发展至“物哀”美学理念的内涵转变和概念升华的过程，而且*终将“物哀”的美学特征归纳为五点：1. 客观对象与主观感情一致而产生的一种美的情趣；2. 主体内在情绪交杂着哀伤、怜悯、同情、共鸣、爱怜等种种感动成分；3. 物哀的对象主要是人或者带有人格特征的自然物；4. 动之以情，面对不同的现实，以不同的形式使心灵感动；5. 以咏叹的形式表达。由此可见，二位先生着力于审美主体、审美对象以及审美理念的内涵考察。作为国内首次对“物哀”的审美解读，它为国内“物哀”的美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姜文清的《东方古典美：中日传统审美意识比较》（2002）一书第五章（“‘物哀’论考”）主要考察了中日学者对“物哀”的研究与认识。美中不足的是，本书在梳理日本学者对“物哀”的先行研究时，只涉及了和辻哲郎、渡部正一、吉川幸次郎等学者的著作，还有许多重要的参考文献均未涉及。除此以外，就是王向远编译的《日本物哀》（2010），这部译著选自本居宣长的四部著作。其中，《紫文要领》和《石上私淑言》是两部集中体现“物哀论”的代表作，前者为物语研究，后者为和歌研究；《初山踏》是一部阐述学术研究的基本理念与方法的小书；《玉胜间》是一部由一千多篇短文构成的学术随笔集，涉及多方面的问题。这部译著为我们展现了宣长“物哀论”的精髓，是研究日本“物哀”非常重要的参考书目。 纵观以上学术史的梳理，我们发现，国内外学界对“物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大方面：一是对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的文学名著《源氏物语》的语言学、文艺学以及美学的分析；二是对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国学家本居宣长的“物哀论”著作做文论、美学、比较诗学的阐释，或者基于国家、民族、理论立场对其局限性进行批判。然而，我们对研究资料的考证分析以及对日本自《古事记》至近现代的经典作品的细读之后，发现“物哀”作为日本民族的美学是贯穿整个日本文学史的。它不仅集中体现于平安时代的物语文学以及江户时代的本居宣长“物哀论”中，在长达近五百年的中世日本的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合称中世。（1192—1603）时期也一直是日本民族的精神底流，并且随着武士政权的兴起和佛教日本化的进程逐渐发生着变化。长期以来，这一点一直为学界所忽略，因此，这将是本书中重点厘清的问题之一。 由于本居宣长是以“物哀”来阐释《源氏物语》的首倡者，因此许多研究者将他的理论阐释作为权威。但是，我们发现《源氏物语》中的“物哀”是以当时的佛教思想背景为根基的，尤其与佛教的“无常”密切相关；而本居宣长提出的“物哀论”从一开始就撇清了“物哀”与佛教之间的关联，他是着重从“人情”的角度阐释“物哀”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本居宣长“物哀论”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与《源氏物语》的“物哀”产生了偏差。基于这一问题的发现，我们将着重考察江户时代背景下，本居宣长基于怎样的立场和动机提出了“物哀论”，他是通过怎样的方法将“物哀论”确立为具有日本特质的文学理论，“物哀论”与近世文论中普遍存在的“人情”文学观，以及近世文学当中的“物哀”色彩有怎样的关联。依此，我们试图解决以上所说的“偏差”，这也是本书将要重点探讨的第二个问题。 众所周知，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大量引进和吸收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与平安时代吸收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方式相同，他们保留了“日本式吸收法”，即有选择地吸收对自身有益的方面，同时也注重保留传统文化的精髓。“物哀”也作为传统被保留下来，这也是为什么直至当今的日本文学、电影、服饰、自然景观等仍保留着“物哀”影子的原因。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西方在近现代的文学思潮以及诗学理论更迭迅速，并且如潮水般地涌入日本文坛，如何恰当地处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结合问题是困扰每一位日本近现代作家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物哀”又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呢？由先行研究可见，日本**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是众多研究者考察近现代“物哀”的对象，当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认为，近现代日本文学流派是多元化的，不同流派对于日本传统与西方现代相结合的思考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因此“物哀”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发展的。就这一点而言，学界的关注度和挖掘的深度还不够，因此本课题研究将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拓展，选择三位有代表性的近现代作家——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以及三岛由纪夫，细读他们的文学作品，试图阐释他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相结合的问题时，如何呈现出不同的“物哀”之美。这将是本书重点研究的第三个问题。 日本民族是一个重感性轻理性、重感受轻理智的民族，他们不擅长逻辑思维和理论总结，而善于表达纤细微妙的感受。因此，连他们的理论表述也往往是感受性的，除了我们的研究对象“物哀”以外，日本美学的核心范畴如“幽玄”、“风雅”、“空寂”（わび）、“闲寂”（さび）等都是如此。我们考察“物哀”，不能忽视它的感性色彩。感性千变万化，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等种种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它。“物哀”随着时代与社会等的变化，必然呈现不同的形态与内涵，但文化的传承与变迁又使不同形态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有重复、有交错、亦有变形。这就是为什么当学者们在谈及“物哀”时，樱花、光源氏、武士、情死净琉璃、驹子、死亡等不同的人物形象、自然意象都成了阐释“物哀”美的对象。 由此可见，考察“物哀”在不同时代的形态与内涵的变迁以及曲折反复是有重要意义的。为了能够动态地呈现“物哀”的逻辑发展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内涵变化，本书将按照范畴发展的逻辑顺序来安排整个结构，具体到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细化到文学作品的具体阐释中，再从文学作品反观文学理论，着手从细部揭示“物哀”曲折微妙的内涵变化。 通过对“物哀”美学范畴逻辑发展顺序的梳理，本书将其分为萌生、雏形、沉潜、确立、展开这五个阶段。全书分为五章。 **章追溯日本*早的“物哀”理论表述与中国古代文论的渊源，通过比较《古今和歌集》的《假名序》、《真名序》与《诗大序》、《诗品序》揭示物感说与“物哀”的理论关联，阐明日本古代文学中“感物”意识的由来，分析日本上古文学中所谓“物哀”的具体内涵，探讨直接影响中日文论关联的“もののあはれ”（即“物哀”）的汉译问题。 第二章研究“物哀”的雏形阶段，阐明其内涵为消极的“无常感”。从紫式部的物语理论批判出发，深入到《源氏物语》的文本分析之中，结合平安时代的政治、平安贵族的生活以及作品的佛教思想背景，具体从自然审美、人生审美、社会审美以及死亡审美四个方面来阐释“物哀”，*后总结阐释“物哀”与“无常”的内在关联。 第三章研究“物哀”的沉潜阶段，阐明其在整个中世经历了由飞花落叶的佛教领悟至武士道德的殉死之美的历程。分析西行、吉田兼好的隐士文学，阐明其“物哀”由“消极的无常感”上升至“积极的无常观”；梳理中世和歌“幽玄”理论，厘清“物哀”在藤原基俊、藤原俊成、鸭长明以及藤原定家等的和歌理论中的形态；结合禅宗思想与武士道精神，分析《平家物语》中的“物哀”，揭示其“殉死之美”的内涵。 第四章论述“物哀论”的确立阶段，论证本居宣长提出该理论的根本宗旨在于礼赞自然人情。在梳理宣长“物哀”论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从文学与政治、“物哀”与“好色”的关联上揭示他的隐秘动机，再从美学话语的角度切入，阐明宣长如何运用语音中心主义理论将假名（もののあはれ）置于汉字（物哀）之上而完成其话语建构的，接着梳理这一时期各个文学领域的“人情”文学观，从而揭示宣长“物哀”论的“人情”本质。 第五章阐释近现代“物哀”美学的展开以及在作家作品中的多元化呈现。通过对日本近现代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大西克礼、杉田昌彦、百川敬仁、丸山真男等论著的分析，阐明“物哀”美学在近现代的多元理论形态。接着从近现代作家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三位作家：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以及三岛由纪夫，重点阐释他们文学作品中各不相同的“物哀”内涵，以展现日本近现代作家在传承“物哀”美学时，在对传统的理解、对西方的接受、对东西方文化的结合等多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为了以上的内容能够得到清晰地论证，本书将要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其中*为重要的是以下几种。首先，文艺美学方法。“物哀”是日本美学的重要范畴，而美学范畴*终是要通过具体的文学作品体现出来，由于“物哀”本身的感受性特征，本书中将要出现大量的文本分析。我们将运用文艺美学的方法具体分析文本的语言艺术、叙事手法以及表现内容等，这样的理论研究方法更符合日本文学以及美学的特征，同时也使整个理论研究更加丰满。其次，比较诗学方法。“物哀”是日本美学的核心范畴，但它与中国古代文论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联，同时，在西方现代美学的影响下又呈现了新的面貌。因此，审视“物哀”，不可局限于日本这一单一语境，而是要横跨中国、日本以及西方这三种不同的语境，高屋建瓴地考察。只有从比较诗学的立场出发，才能更清楚地辨识“物哀”所具有的日本独特的审美特质。第三，话语分析方法。“物哀”一词是由日语的“もののあはれ”翻译过来的，该词在日文表记法中也可写作日本汉字“物の哀”，但在关于“物哀”的日文研究论著中均以假名的“もののあはれ”来表示，而不是汉字的“物の哀”。因此，我们通过融入话语分析的方法更能接近日本文献中该范畴的美学内涵，从而减少中国读者通过汉字字面理解该词产生的误解。*后，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文学文本具有独立自足的审美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社会的反映。“物哀”美学与生存于社会中的日本民族的情感和感受密切相关，因此，社会学的角度也为审视“物哀”提供了重要的视角。**章感物心动：“物哀”的萌生**章 感物心动：“物哀”的萌生 众所周知，日本文学和文论是在受到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随着对中国文论的模仿、借鉴、吸收和改造，逐渐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学和文论。日本“物哀”理论的形成过程同样符合这一特征，尤其在其萌芽阶段，基本上是中国古代“物感说”理论的翻版与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