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教授

不被时间所管理 所谓不被时间所管理，就是一种全神贯注的体验，一个人沉浸在某个迷人的当下时刻的活动或事件之中，从而超越了时间，也超越了他自己。这些年来，学者和诗人都曾指出，不为时间所安排，潜心贯注于当下的时刻，可以说是通往创造和欢乐的大门。 也就是说，当我们经历着不被时间所管理的时光时，我们的创造力就会开启，而反过来说，所谓创造力开启的体验，就是某种不被时间所管理的状态。 我们不可能在互联网上下单订购“全神贯注”——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要追寻“全神贯注”，互联网恰恰是是非之地，躲得越远越好——但是，我们可以定制它的条件，亦即不被时间所管理的时光，以此激发创造力，促进原创思考，并带来一份显而易见的红利——快乐。梅因梅里斯意识到，进入某种不为时间所管理的状态，反而会提升组织的生产力，于是他开始了对工作条件的考察，追踪哪些条件会促进，又有哪些条件会阻碍“注意力高度集中、想象力蓬勃且高品质的工作”，具体则“体现为一个人的工作产出，应当是新颖的、原创的、有用的”。结果不出所料，他发现，“某些因素，分别可归类为任务、个人以及工作环境”，组合在一起，就能促使“一个人在工作中走入他的创造力之路”。前两种类型的条件，从任务到个人，在大学环境里一般都能得到满足。通常而言，面对学术的工作，学者都有发自内心深处的强大动力；他们相信，他们前面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且也有能力去实现目标；他们明白，“创造力……需要热情、坚持，以及不屈不挠”，他们也期盼着，可以让自己“长期坚持不懈，投身于形成并阐释新观念的创造性事业之中”。如此看来，学者群体可以以身作则，示范起什么是“全神贯注”的状态。但问题在于，仅有个人的动机还是不够的。环境因素也很重要，它可以促进创造性的思维，也可能构成干扰。梅因梅里斯在研究后发现，原创的、创新的思考在当前所面对的主要障碍，就是太多工作要去做的压力： 具体而言，极限的工作负荷压力，呈现为极端的时间压力以及对生产力不切实际的期待……使得每一位学者几乎不可能潜心贯注于手头的任务，也不可能体验不被时间所管理的状态。 所以说，我们必须找到一段时间和一处空间，将这一时空保护起来，留给不被时间所管理的时光，同时不断提醒我们自己，这么做并不是学者的松懈，反而是为学术工作所必需。如果我们找不到不被时间所管理的时光，证据表明，受损的不仅是我们的工作，还有我们的大脑。 不被时间所管理，是我们所欲的——不仅有利于我们的工作，而且能提升我们的职业和个人生活的满意度。但问题在于，当各种更紧急也更紧迫的要求涌来时，这种状态也就被丢在边缘了。理想的科研日子，是写作，泡图书馆；但现实却是，我们要查询并回复一波又一波的电邮，做好研究记录以备查，与此同时，还要尽快掌握*新的技术应用，因为按照上头发来的电邮，我们已经收到通知，大学已经购买了这一系统，目前正投入使用（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同事不断吐槽，他们又打发了一个科研工作日，虽筋疲力尽，但却毫无产出）。如梅因梅里斯所言，他引用了乔赞米哈伊和其他学者的话： “所谓常规的意识状态，其特征就在于杂乱，这是因为总有无数不同的刺激，竞取着有限的注意力资源。”我们所需要的，毋宁说在于“专注”（engrossment），它“动员了一个人全部的注意力资源和身体能量，集中于一个也仅仅一个刺激因素，即当下时刻的活动”。毛拉.托马斯观察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充斥着噪音”。戴维.申克，在回顾他十年前的《信息烟尘》一书时也曾评论道：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同被牵上线的木偶，只会把注意力放在热闹上”。所以说，我们应当如何拒绝热闹，又为何要这样做呢？ 1.我们需要下线。汤姆.查特菲尔德曾著有《数字时代成长指南》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可谓头一遭，“许多人的日常缺省状态就是上网‘连线’，进入至少一种个人定制的媒体形式”。他还写道，我们人类现在有两种“存在于世界上的方式，彼此间有着根本的不同，一种是我们的在线状态，另一种是不在线的状态”，因此我们必须要追问，“什么样的一项任务以及什么样的生活，可以匹配哪一种存在状态”。申克以及许多学者都告诉我们，研究已经表明，“在回复电邮或者答复短信之后，如要重新进入‘严肃的思考任务’，即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电脑用户，也需要平均15分钟的时间”。如果我们总是被虚拟空间所打断，那么碎片化也就会成为我们的宿命。如果我们总是低头看信息，那么按照托马斯的说法，我们就患上了“自我诱发的注意力欠缺障碍”。尼古拉斯.卡尔已经证明，互联网实际上正在改变我们的头脑： 考虑到人类大脑的可塑性，我们知道，即便在我们下线后，我们在线上的习惯仍会继续，仍会影响神经元突触的运转。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负责浏览、泛读和多任务处理的神经回路正在扩张，并越来越强化，与此同时，维持注意力之持续不断，用于深度阅读和思考的神经回路则在弱化，甚至是受到侵蚀。 多任务处理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迈克尔.梅尔泽利奇（Michael Merzenich）在一次访谈中的总结可谓一针见血：“我们正在‘训练我们的大脑，去关注垃圾’。长此以往，我们的智识生活会因此遭受‘致命的’的打击。” 2.我们应当少做点。雷蒂格写过一本精彩的书，叫《高产者的七个秘密》，他在书中写道： 所谓时间管理，不是要把尽可能多的任务塞入你的日程里，越多越好；而是从你的日程上，删去尽可能多的任务，越多越好。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把时间用于完成重要的事，按照高标准严要求，同时也尽可能降低工作压力。 行文至此，是时候打起精神，接受批判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告诉人们，在你开始管理时间之后，若是身边人也开始抱怨，那么恭喜你！这说明你管出了效果。”戴维.波森在《工作正在谋杀你？》一书中指出，做得少一些，反而会获得多一些。在投入创造性的工作和连续思考时，我们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大能力限度，一旦超过这个峰值，我们就只是投进去时间，却毫无意义（因为这样的工作没有高品质可言）。波森的研究发现，“长时段工作经常是低效的，当人们背负太重的压力时，他们也很难有创造力”。波森还引述各方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他关于减少工作时长以及工作场所压力的提议会遭遇组织化的抵制，在许多理由中，*显著的一个就是他所说的“同事压力和公司文化”：“负重工作被视为力量，而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却被看成是软弱的，或者自我放任”。所以说，我们不仅要少做一些，同时还要把波森和雷蒂格的著作放在办公桌上，以备不时所需的辩解。 3.我们要经常体验不被时间所管理的时光。托马斯一语中的：“你给自己集中精力的机会越少，你就会变得越没法集中注意力。” 要做到不被时间所管理，就要求： （1）一种转换：“一种个人经历后的仪式……去集中注意力，减少焦虑，创造一种轻松的氛围，凡此种种”。 （2）一种承认：你要认识到，任务总是比原计划更耗时。下次不妨把计划用时翻一倍。千万别忘记“启动时间”（setup time）： “这段时间，是用来做好整理，把事情安排好，在此基础上你才能开始某一具体的任务”。也要记住，任何事情，凡是**次做的总要花费你更多的时间。 （3）玩乐。创造力需要甚至是必需某种形式的玩乐。查特菲尔德曾观察说，“在我们生活的‘放空’时光里，某些思考就是会蹦出来……无论是通过线上的数字化沟通，还是精心安排的线下研讨，都不可能去复制这些思想。它们是突如其来的灵光时刻，在生活尚未被分割成按照分钟来计算时，这样的时刻会*经常地降临到我们身上。（强调为本书作者所加） （4）让“内心的恶魔”闭嘴。我们必须要让自己头脑中的批评者安静下来： 到底是什么在扼杀或限制一个人的创造力，通常而言，是勇气的缺乏，不敢去探索新奇或逆文化的观念；是使人不得动弹的焦虑，总是因自己的表现而畏首畏尾；是草率的否定，自己的见解被认为是立不住脚的，不值得进一步阐释。 （5）关掉那个纳税公众形象的声音（仍在我们自己的头脑中）。科林尼曾写道，“关于当下的讨论氛围，*令人沮丧的一点要数讨论所在的背景……即，大学被视为某种奢侈品……而许多学者也被看成是中产阶级的福利乞讨者，浪费公共开支来放任他们的私人爱好”。 4.我们需要一些时间，啥都不做，这或是波森所说的“放空时间”（timeouts）。听到这个建议后，教授身份的意识反应也许会让我们怒发冲冠，但我们应当记住，“我们的大脑，如同我们的身体，需要定期的休息。大脑就好像肌肉。它会感觉到疲劳。我们需要恢复时间、休息时间，以及卸压时间”。按照我们很多人的理解，所谓“卸压”，就是在每个工作日结束时，让自己瘫在沙发上，或者每年一度，在身体急需的时候来一次度假。但是，我们所需的并不止这些。这位医学博士所规定的“放空时间”，指的是在我们工作日内的“停顿”，这么做，是为了对我们自己好一些（推而广之，也将因此惠及我们周边的人），同时也能保护并在事实上提升工作的品质。 5.我们必须要改变，停止对时间的无休止谈论。在《摆脱时钟》一书中，乔森指出，要改变一个人和时间的关系，“你必须告别那些令人沮丧的时间陈述，比如说‘我就是没有充足的时间！’‘时间没有了！’或者‘我不知道时间都去哪儿了’，破而后立，继而学会习惯不一样的时间观念’”。既然从来没有哪一天可以长过24小时，那么更有意义的，便是改变我们对时间流逝的感知。如乔森所言，“时间满满当当的快乐，并不比时间捉襟见肘的噩梦更有罪过”。再一次，我们大概要做好准备，应对质疑：“这一方式的推理会招惹其他人。无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都用他们的问题表现出了疑问，而分析他们的问题，通常都混杂着担忧。” 本章至此所关注的，集中于时间贫乏会如何危及我们的生活以及工作品质。但是，时间贫乏也有政治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续章节内做详细讨论。大学公司化所导致的时间状态，也不只是加重了学者个人的压力（当然，只有这一点也够了），它还破坏了大学的民主能力。所谓大学，就是鼓励人们“去思考，去批判性地介入知识，去做出判断，去承担起有知者的责任，去理解这种知识对整个世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