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事典腓特烈大帝/战争事典061

年轻的腓特烈，1712—1740年 腓特烈大帝的形象复杂多变：从一个爱做梦的孩子，被严酷的父亲逼迫到病态的厌世状态，到成为普鲁士和德国的象征，守护着自己的臣民和国家的严厉而仁慈的“老弗里茨”。 如果聚焦于一个人的性格和动机的话，即使此人是个专制君主，也有可能掩盖了*重要的问题。除了道德问题外，普鲁士的地理脆弱性和经济劣势使它无论在何时决定独立发挥作用，都不得不采用防御性的大战略。大选帝侯承认了这一点，他的2位继承者也公开肯定了这一点，*终腓特烈大帝也认可了这一点。但是，正是这种受到限制的国家才必须密切关注战略、行动和战术级别的进攻。一支只考虑防御的军队，必然会丧失精神和肉体方面的主动性。该国注定总是被动应对，它观察形势、等待时机、发动反击，*终还得退却。即使基于1861年到1918年的经验，认为进攻会造成无谓的牺牲，这一观点也显然充满误导性。犹豫彷徨和过度谨慎可能产生类似于徒手反复测试电锯转速的效果：一系列微小损失固然能够相应地换来一鳞半爪的收益，但是这些小损失可能迅速积少成多汇集成为一场灾难，同时毫无正面成果可言。 在普鲁士，通过大选帝侯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统治时期汲取的经验，这些老生常谈深入人心。除了支持奥地利帝国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以及向反对法国的大联盟提供特遣队之外，勃兰登堡军队还在东方先与波兰、后与瑞典打了仗。相对于投入沙场的普军兵力，战场范围非常辽阔，因此防御思维是通往灾难的大门。瑞典依靠其军队快速行军和猛烈进攻的能力，才维持住波罗的海帝国。波兰即使在走下坡路期间，它的强悍的骑兵依然能让*坚定的步兵阵脚大乱。就这个问题而言，在马尔伯勒公爵麾下服役的普鲁士特遣队所取得的经验，也不可能鼓励普鲁士人奉行“小规模战争”的概念，不可能视之为*终比决定性会战代价更小的选择。 在继位的9年之前，腓特烈首次对普鲁士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全面反思，他认为，普鲁士必须根据一个系统性的长期规划来扩张领土。普鲁士的极端分裂，使该国不可能长期支撑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威慑政策，尤其是考虑到普鲁士王冠下的各块领土缺乏共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经历。除非普鲁士能完善其边界，否则它会不可避免地卷入欧洲各地的几乎所有冲突。腓特烈把西普鲁士、依然在瑞典统治下的波美拉尼亚西北角、莱茵河流域的于利希和伯格公国视为主要目标。这些目标，一个在德意志西部，一个在中欧东部，一个介于前两地之间，这绝非偶然。 腓特烈声称自己在使用“客观”的措辞来分析问题，现在这可能叫作“智库分析”。要实现他在著作中提到的目标，会遇到道德和实践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他也避而不谈。6年后，这位王储再次探讨了普鲁士的未来。此时，腓特烈已经解决了导致他与父亲发生争吵的问题，并且成了军旅生活的狂热分子。1732年，王储受命担任一个步兵团的指挥官，他以出人意料的精力和成功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他的部队在年度演习中表现出色。他走访了附近的费赫贝林战场，听取了他父亲手下的高级官员的意见和建议。1734年，腓特烈在奥地利的欧根亲王手下参战，把理论付诸实践。一场围绕波兰王位的争端，使奥地利及其德意志盟友和附庸与法国开战。整个夏季，敌对的双方军队都在装模作样地跳加伏特舞，却毫无结果可言，这让腓特烈对老迈年高的欧根及其代表的作战方式大失所望。离开战场时，王储坚信，如果给他一个施展拳脚的机会，他会干得更加出色。 就当下而言，这个机会似乎遥不可及。腓特烈被提拔到高于团级的指挥官之后，在远离柏林的地方置下了独立住所。在梅克伦堡边界上的莱茵斯贝格，这位王子尽情享受他对书籍和音乐的爱好。他也赞扬了腓特烈·威廉一世所做的贡献——为他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普鲁士要参加的战争提供了必要的资源。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已经在考虑侵吞奥地利的西里西亚省。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王储十分清楚拥有这块地盘的好处，西里西亚的物质和地理条件肯定会使普鲁士摆脱眼下的尴尬立场——“名为王国实为选帝侯国的双性国”。 1738年，法国、奥地利、英国及荷兰组成了联盟，迫使腓特烈·威廉一世同意了他的竞争对手对长期存在争议的贝格和于利希公国的主张，此后腓特烈便认定普鲁士“不为刀俎即为鱼肉”。在腓特烈看来，这起事件凸显了普鲁士的孤立状态，确认了普鲁士二流国家的地位，也坚定了他要发挥独立外交作用的念头。当然，在英国反对，甚至连迅速衰落的荷兰都反对的情况下，其父秉承的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长期合作的政策，没有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 对于自己的年轻和缺乏经验，尽管腓特烈没有明言，却也心知肚明。作为普鲁士王储，他顶多为继承王位做了零星的准备工作。他认为普鲁士对莱茵兰的主张显然是站得住脚的，那些漫不经心地否定这一主张的列强，在处理眼下由普鲁士统治的领土时，难保不会依然肆无忌惮。驻柏林的外国外交使团在这一点上也让他忐忑不安：没有一个大国会特意把高级人才往一片土豆田中的死水坑里面送。简而言之，在父亲去世前的几个月，腓特烈似乎已经承认普鲁士*终必须通过吞并邻国来实现扩张，这种吞并不是建立在1738年就已经被证明为徒劳无益的王朝主张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国家理由”基础上的，在这种必然的扩张需求面前，所有的法律桎梏不复存在。腓特烈认为国际关系需要服从于理性的考虑。在1738年写就的《对欧洲当前政治格局的反思》一书中，他认为各大强国的行为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反映了一些永恒不变的原则，而普鲁士能够以钟表匠修理钟表的方式来学习和使用这些原则。 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这是一个人们熟悉的画面。那些在权力边缘徘徊但尚未行使权力的人，甚至更加熟悉隐藏在这个画面后面的思维方式。王储、上次选举的落选者和脱口秀专家们，往往认为当权者夸大了这个过程的随机性，其实，这样的想法是一种执拗。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时年26岁的腓特烈还无法认真思考这样一个观点：他未来的发展路径可能是随机的，如果说他的未来之路不是由意外后果定律支配的话，至少也是由这条定律塑造的。普鲁士承受不起这样随机的过程，腓特烈同样不行。其父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很快就会把发展国家的千钧重担交到他的肩膀上，加强自我克制是他克服恐惧、扛起重担的一个办法。 理解了这些忧虑，才能透彻理解腓特烈*著名的早年著作。1740年，《驳马基雅维利》匿名出版了。然而，作者身份之谜不久就揭晓了，尤其是因为这部书强调了法律和道德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性，而这似乎与腓特烈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实际举措大相径庭。王储既非嫉世愤俗，也不是伪君子。他对马基雅维利的批判反映了他的信念——那位佛罗伦萨人认为统治者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除此之外，至少在腓特烈看来，马基雅维利的见识受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小国纷争。鉴于意大利小国林立，权力游戏的成本相对于收益是不合算的。大国关系则是另一回事，与米兰和比萨、德累斯顿和慕尼黑之间的争执大相径庭。腓特烈认为，只有强大的王国才能保障其臣民的福祉，增进人类的幸福。在这种情境下，一位真正开明的统治者也会被迫发动战争，即使战争违背他的意愿。众人的*终福祉可能超过个人目前的欲望。 1740年6月1日，腓特烈登上王位，他准备在国际舞台上兴风作浪。他暂时还不确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因此，我们可以在这里适当说说腓特烈打算用来扩张的主要工具——军队的若干详情。 腓特烈继承王位之际，普鲁士军队的核心是步兵：31个团，每个团的战时标准兵力为1700人，下辖2个营。腓特烈在位期间又增加了24个步兵团，其中大多数步兵是从西里西亚和西普鲁士的新省份中招募的。他们被称为“轻燧发枪手”，国王用这个词来表达他对新编部队的看法：其中的兵员身材更小、体质更弱，忠诚度低于从战前的“旧王国”招募的部队。1740年，国王专门指派了4个“驻防营”保卫普鲁士的各处要塞。在腓特烈战争期间，这些二线部队将增加到多达17个团；随着普鲁士的人力资源日渐枯竭，其中一些人被派往野战战场上。每个战线步兵团和大多数驻防团都下辖2个连的掷弹兵，在和平时期每个营各管辖1个掷弹兵连。一般来说，在战争开始阶段，每2个团会把这4个连的精锐突击部队合并为1个营。这些营的编组在一场战役开启之前通常不会改变。其中一些掷弹兵营在七年战争中取得了相当于独立作战单位的战绩，而且为自己取得的战绩颇感自豪。 与大部分外国同行相比，1740年的普鲁士军队根本没有轻步兵——既没有正规的轻步兵连，也没有与之相当的部队，当时奥地利和英国军队的战斗序列中，分别有克罗地亚人和苏格兰高地人部队充当轻步兵。普鲁士军队也没有步、骑兵混编的“兵团”，而混成团深受法国元帅莫里斯·德·萨克斯器重。腓特烈也没有类似法国非正规部队的散兵战斗群，法国非正规军在1745年丰特努瓦战役中粉碎了英军，在1747年的劳费尔德顶住了对手的进攻纵队。普鲁士甚至缺少大多数德意志国家的战斗序列中都有的特种部队，包括线膛枪手、狙击手和神枪手。1740年，腓特烈组建了**支猎兵部队，与其说它是一个军事编队，不如说是不超过60人的向导队伍。4年后，才只有2个猎兵连。直到1760年，猎兵才达到营级规模，而且只参与过零星几场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