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文献与文学思想--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第十届年会论文集

　　（二）作者问题。在研究《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是什么地方的人时，分析其文本所用的语言与所写的习俗等当然是一条路径。笔者早年也热衷于此，但后来想想，假如没有弄清楚小说中哪些部分是镶嵌的、哪些部分是自创的，胡子眉毛一把抓，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甚至完全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将被镶嵌的前人作品中的语言当作《金瓶梅词话》作者的语言。比如，现代*早用方言来考证作者的戴不凡就陷进了这条迷途。他在《金瓶梅零札六题》中说：“改定此书之作者当为一吴侬。此可于小说中多用吴语词汇一点见之。”可惜的是，他举的一些所谓吴语的例子不少是《金瓶梅词话》从《水浒传》中抄来的。如《金瓶梅词话》第二回“武松便掇杌子打横”中的“掇杌子”，第九回武松对郓哥道“待事务毕了”中的“事务”，都是《水浒传》中原来就有的，故不能以此说明它们是《金瓶梅词话》作者的用语。早在1982年笔者写《（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一文时，就提出应当注意这个问题。可是时过三十年，不少人还是乐此不疲，不断有人在不分辨是作者语言还是镶嵌文字的情况下，随便掇拾几个词语来证明《金瓶梅作者》是何方人氏，真是有点“可怜无补费精神”。　　（三）情节问题。《金瓶梅词话》的情节开展常有违背常理的错乱缺失和回目的文辞与内容不符。日本小野忍与千田九一翻译《金瓶梅词话》时，以及魏子云撰《金瓶梅札记》时均指摘甚多。日本阿部泰记还写过专论《论（金瓶梅词话）叙述之混乱》，后徐朔方在《（金瓶梅）成书新探》一文中也指出了不少。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多数是由于作者在仓促成书过程中东拼西凑地镶嵌。前面所举的镶嵌《水浒传》所造成的武大居所与迎儿问题等讹误因有原本可对，故能使人知其所以然，但大量的看来是镶嵌的文字已无原始文本可证，故只能凭推测了。比如，《金瓶梅词话》第十七回宇文虚中参本的邸报中开列王黼、杨戬手下的人犯有董升、卢虎、杨盛、庞宣、韩宗仁、陈洪、黄玉、贾廉、刘成、赵弘道等，要将这些人“俱问拟枷号一个月，满日发边卫充军”。在这份名单中，并无“西门庆”的名字，可是西门庆见了这份邸报竟“魂魄不知往那里去了”，“惊损六叶连肝肺，唬坏三毛七孔心”，急忙派人进京去打点。第十八回科中开列的名单上，除贾廉换了王廉之外其他人名都不变，后面就加上了“西门庆”及一个显然是胡乱加上去的“胡四”，于是西门庆派去的来保花了五百两金银请礼部尚书将“西门庆名字改作贾庆”，使西门庆逃过了一场灾难，将故事的叙述接上了榫。这里，看来前面的邸报是抄来的，中间本无“西门庆”之名，后来为了对西门庆派人去京打点等故事有个交代，就加了一个将“西门庆”改成“贾庆”的情节。当然，事实是否如此，在没有文献可征之前只是猜想。看来，镶嵌的粗糙，无疑会使情节的组织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四）人物性格问题。《金瓶梅词话》中有的人物性格前后明显不一致，而且这种不一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演变、过渡迹象。*突出的是李瓶儿，前面是一个心狠手辣、口舌如刀的淫妇，后面却一变成为性温心软、忍气吞声的富婆，假如说这种性格的变化符合生活的逻辑，是高度真实的，那未免令人感到勉强。因为李瓶儿不同于西门庆，西门庆尽管是个恶棍，但写他“仗义疏财，救人贫难”并不与他性格的主色调相对立。正像写曹操之“奸”，与写他的“雄”完全可以统一，都是为了显示其性格的复杂性。李瓶儿也不同于韩爱姐。韩爱姐从一个权门管家的小妾成为一个落魄的私娼，再变成一个彻底守节的少妇，其性格的变化有脉络可寻。而李瓶儿从狠毒到软弱，从极其贪淫到性趣淡薄，其性格的主色调来了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又没有将这种变化的脉络显现出来，这实在是一个问题。对此，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比较流行的是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李瓶儿嫁给西门庆后，作为一个女性的本能的欲望得到了满足，于是就变得温顺和善起来。笔者本来也认为这种理解有点道理，但后来想想也不尽然。李瓶儿到西门家后，首先遭到了一番冷落与一顿马鞭，尽管后来“情感”了西门庆，但家中还有一个一心想“霸拦汉子”的潘金莲明显占着上风，更何况西门庆一直在外边吃野食，她什么时候得到了如前半部她所贪求的本能的满足？所以，这种解释充其量只是用一种西方理论来套用中国小说实际的尝试而已。后来读到日本川岛优子的论文，从小说结构与成书问题的角度来探讨李瓶儿前后性格不一致的原因，认为《金瓶梅词话》与《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其成书是由几个小故事串联而成的，所以并不太重视整个形象的一贯性、必然性。她的这个观点，使我恍然大悟，因为换句话说，这就是镶嵌所致：前半部的李瓶儿是根据一部小说而来，后半部的李瓶儿是根据另一部小说而来，假如不这样假设，还有什么比这更合理的解说呢？所以说，在分析《金瓶梅词话》的人物形象时，我们也必须从镶嵌的迷宫中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