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史话

一 叛徒 这一本史话，托始于十九世纪中叶，那时正当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相传胡林翼和部下巡视安庆太平军形势，骑在马上，洋洋自得，觉得太平军不堪一击，安庆指日可以收复了。这时候，忽见长江江面，一艘轮船呜呜驶过，他忽而一阵昏迷从马上跌了下来。部属把他救护回营，亲信进候起居，他慨然道：“太平军不足平，不成问题；倒是江面上的轮船，来日大难，不是我们所及料的了。”这是代表湘军（楚军淮军）这些首脑人物的觉悟。这就开始了十九世纪的洋务运动。 一边是洋务派，主张“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一边是卫道派，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就展开*激烈的斗争。当时，郭嵩焘公使，力主学习欧西物质文明；他从英国回国，一班卫道君子，口诛笔伐，逼得他无路可走，因此不敢进京面圣，溜着躲回湖南去。他亲见曾纪泽坐小轮船奔丧到长沙；长沙官绅大哗，数年不息。他们骂郭嵩焘是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湖南的大学者，如王闾运之流，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还写了一副对子嘲弄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后来拳变事起，郎中左绍佐曾奏请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呢！）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当时也曾成为思想的叛徒。他在小说中描写那时所谓公论：“看看一只大船快沉了，那三人将自己的罗盘及记限仪器等取出呈上，舵工看见，到也和气；那知那等水手里面，忽然起了咆哮，说道：‘船主，船主，千万不可为人所惑！他们用的是外国罗盘，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他们是天主教。’三人垂泪，连忙回了小船。那知大船上人，余怒未息，看三人下了小船，忙用被浪打碎的断桩破板打下船去，……顷刻之间，将那渔船打得粉碎，看着沉下海去了！”这正是旧势力压迫新势力的缩写呢！ 可是，时势迫人，刚毅、王闿运、叶德辉那一群人心目中的叛徒，先后辈出，如有星宿下凡，只好付之气数的了。那时，有两个福建人，严复（几道）和林纾（琴南），他们两人，都能做桐城派的古文，（出桐城吴汝纶之门。）而且做得很好。严几道从英国留学回国，（他本来也是学海军的。）便用桐城古文笔法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这三部书，可真是大逆不道。天演论说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道理，说人从猴子进化而来，并不一定是万物之灵。《原富》把孔夫子所说“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是小人矣”的道理翻了过来，把孜孜为利当作圣人之大道。《群学肄言》，说甲地以为是的，乙地却正以为非；这个国也不见得比那个国好；中国并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地方。（针对着那时的自大狂。）他的老师吴汝纶还替这种学说做保镖，写了序文赞美他们。林琴南，他是不懂洋文的，却翻译多种欧美的小说。那一部使他成名的《茶花女遗事》，就是一部以一个妓女的唯美主义为中心的小说。又如《迦因小传》那个主角，迦因，她还生了一个私生子来收场。新的剑就从旧的剑鞘里跃出；这两个福建人，才真正是叛逆之徒。 福建的南边，那一个滨海的广东省，也产生了两个叛逆之徒：康有为（南海）和孙文（中山）。康南海写了一些怪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闹乾坤，在孔庙里翻斤斗。还写了一部《大同书》，通三统，张三世，搬出阴阳怪气的公羊家，扯出变法维新的旗帜。这是一部无政府主义的书，装在儒家的外衣里，他们的百日维新，就替三千年的君主政治敲起丧钟来了。孙中山是在君主政治的棺木上敲上钉子的。那时候，大家把他当作红眉毛绿眼睛的反寇看待，写起他的名字来，要把“文”字加上三点，写成“汶”字，才算“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孙氏生于农家，所受名教的影响较轻，不像康南海那样开口“圣人”，闭口“圣人”，要继承道统，才敢毅然举起反叛的火把来。这火把上，有两个大字——“革命”。 “时势造英雄”，这是产生叛逆的世代！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