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尔传

《从0到1》:老师 彼得·蒂尔*初计划和他的朋友马克斯·列夫钦和前国际象棋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一起写一本书，书名是《蓝图复兴：创新，重新发现风险，拯救自由市场》。这本书希望能引起读者关注的是：真正的创新和开创性的技术突破还是非常缺乏的。这本书本来宣布于2012年6月出版，不幸的是，该书因为三位作者意见不一致而没有出版。 美国诺顿出版社对此的解释是：“这三个人无法把他们的想法变成一种令人接受的书籍形式。”的确，有时真的很难把蒂尔、列夫钦和卡斯帕罗夫这样杰出的三位思想家的思想聚合在一起。 蒂尔对传统的教育培训体系不怎么看重。对于彭博社记者张慧卿向他提出的问题：如果他能再次决定自己的教育，他会做什么？他简短而简洁地回答：“摆脱教育这个词”。“教育机构还桎梏在19世纪的窠臼之中。我认为，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方法，更加个性化地建设教育机构，以便让不同的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学习节奏来学习。” 在他的“蒂尔奖学金”项目中，他直面美国传统教育体系，并在很大程度上提出了质疑。从2012年起，他每年都资助年轻学生的商业创意。如果他们中断学业，转而专注于商业创意的实施，就可以申请这一项每人10万美元的创业基金。学术界的大部分人对此很恼火。蒂尔也对一个独立的名为“创业”的专业课程报怀疑态度。“我不确定是否可以直接教授创业精神，我对此深表怀疑。但你可以间接地获得可以帮助你的技能。”蒂尔2011年对《斯坦福律师》如此说道。 更令人惊讶的是，蒂尔同年在斯坦福大学举办了一系列讲座。他给学生们分享了他对世界的看法以及讲述了世界是如何变化的。法律系学生布莱克·马斯特斯急切地报名参加了这些讲座，然后在他的汤博乐博客上发表了这些讲座的内容，*初这并没有得到蒂尔的同意。马斯特斯的博客文章很快成为网上的热门文章。当著名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也在自己的专栏中提及这些博客文章时，马斯特斯就此联系了蒂尔。蒂尔通过电子邮件回信给马斯特斯：“继续写更多的文章吧。”直到今天，马斯特斯的博客已经有数百万的浏览量。 随后，蒂尔自己独自写一本书的想法出现了，蒂尔在斯坦福大学的讲座可以汇集成一本书，那将会有更广泛的读者。蒂尔想发起一个关于社会创新的全面讨论，不仅仅是在斯坦福大学，还有硅谷外的所有大学。 蒂尔的《从0到1》主张向硅谷学习，“为什么，因为世界上*有价值的公司都是以新方式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公司，而不是那些还拥挤在陈旧跑道上的竞争对手。”5为期三个月的课程*终以一本结构完整的200页的图书形式得以再现。“把思想组织起来”来出书对于蒂尔而言，也是创造伟大内容的关键。6布莱克·马斯特斯用自己的博客将蒂尔的讲座内容发表出来，所以成为该书的合著者。 标题《Zero to One》——从0到1，已经显示了蒂尔想用他的书做什么。计算机科学是建立在数学状态“0”和“1”的基础上的。对蒂尔来说，这意味着“做些新的事情”。他深信，只有发明新东西，我们才能使社会达到更高的水平。Facebook及其社交网络，Google公司及其互联网搜索功能，对他来说都是符合这一要求的公司，因此目前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公司。蒂尔深信，我们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在发展方面做得还不够。用他的话来说，我们正处于技术停滞期，被现代智能手机蒙蔽了双眼，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位于前端风景中的时髦数字世界。然而，我们周围的环境还是一种古老、奇怪的，而且部分是病态的世界。 蒂尔的信条是，在每一个行业和每一个商业领域都可以取得进展。他呼吁公司管理者*重要的能力是“独立思考”。 蒂尔强调：“下一个比尔·盖茨不会编写操作系统，下一个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不会开发搜索引擎。复制别人会把世界从1带到n，并增加更多熟悉的东西。但是当一个人想做一些新的事情时，这就是从0到1。明天的赢家将不会来自当今市场上残酷的竞争；他们都将避免竞争，因为他们的业务是独一无二的。” 这本书对美国未来的进步给出了乐观的看法，并提出了思考创新的新方法。蒂尔想让读者提出问题，然后引导我们到“意想不到”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将发现“有价值的事物”。整件事听起来像是复活节彩蛋的要求，但蒂尔在书中明确提到：“只有那些相信秘密并寻求它们的人，才能在过时的思考道路之外发现新的明显的可能性。”9在他的《从0到1》一书中，他不断回到他的所有问题之问题：“您的哪些信念，只有很少的人会和您分享并赞成？”《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杂志在一篇评论中写道：“蒂尔的*佳想法让人耳目一新：请你记住，你的创始人是你的家人，请给优秀的员工定义精确任务，请从雄心勃勃的任务开始，而不要从已经主导专营市场的产品开始，请停止憎恨销售人员，请专注于制定将你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的原则或秘密。” 如果观看他在斯坦福大学在线课程的授课录像，或者读他的书，那么就会清晰地看到这位热爱技术创业和成为金融家的人的第二个热爱的领域：蒂尔会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教授或老师。因为他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加上他敏锐的智力，可能会迷倒整整一代学生。在回答张记者的问题：如果他没有进入科技领域，他会做些什么时，他脱口而出回答说，他会成为一名教师。 蒂尔总是喜欢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凭借《从0到1》这本书，为他成为这一角色提供了坚实基础。12随后，他被邀请到伦敦经济学院和慕尼黑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就他的书及其创新的基本目的进行公开演讲。《大西洋月刊》的评论员说，蒂尔的书“像一台数码投影仪”。这是一本“为企业家设计的自救书”，旨在为他们自己的未来积极充电，而这一未来只能由初创企业来设计；这也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在21世纪的成功而进行的精彩而深刻的演讲。 蒂尔的挑衅性文章“竞争是留给失败者的”被刊登在《华尔街日报》上，还在源源不断地产生话题，这也是蒂尔所希望的。因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被桎梏于错误的想法，认为竞争可以创造价值。在他看来，情况恰恰相反：只有垄断才能实现*大的利润，从而产生可持续的价值。 《南德意志报》说蒂尔是一个“有思想深度的商人”，马克·扎克伯格说《从0到1》这本书提供了“关于如何在世界上获得价值的全新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想法”。哲学家和前金融数学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著有《黑天鹅：高度不确定事件的力量》），认为蒂尔的这本书是一本经典之作，建议读者不要草草读一遍完事，*好读三次。 《纽约时报》评论员大卫·塞加尔非常与众不同。他抱怨说蒂尔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来证明这本书书名的合理性。“这本书给人一种为一个自认为不需要做广告的人做广告的感觉。”对于塞加尔来说，蒂尔提出的“建立下一个Google”这样的建议非常不现实。蒂尔在书中承认，他在书中描述的创业类型并不多见，但作为PayPal创始人以及后来作为Facebook投资者所赚的财富让他相信，如果人们更大胆、更具创造力，这种非同寻常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塞加尔把这本书比作一场晚宴的场景，一个人坐在另一个人旁边，后者的金钱和丰富的思想会让后者相信他自己可以控制整个对话。 对于在线门户媒体亚洲技术来说，《从0到1》是“所有人迫切需要的新鲜空气，是企业家之书，是对全球经济、明智的商业哲学和初创企业的研究文本”。但这位评论家认为，蒂尔在亚洲问题上的阐述有一定的片面性，他认为蒂尔仅用了几个简单原型来描述亚洲的情况。蒂尔认为亚洲是世界上*悲观的地方，但事实恰恰相反。许多中国互联网创业者很早就开始积聚财富，因为他们还太年轻，无法在海滩或高尔夫球场提前度过他们的退休生活。许多人将自己的财富用于慈善事业或环境保护，比如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市场研究机构尼尔森公司表示，印尼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是世界上*可靠的市场之一，东南亚国家也属于具有*高储蓄率的经济体，消费者较高的可支配收入也会带来更高的投资。 《大西洋月刊》认为，蒂尔的书对企业家和该行业本身都是一种鼓舞。在同类经济书籍中，《从0到1》的畅销呈现出压倒性的垄断优势。18数据证明了这一点，蒂尔的书成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也成为国际畅销书。在中国，蒂尔的书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根据蒂尔的说法，他的书在中国的销量超过了美国以外所有其他国家销量之和。 “多样性神话”：律师 在某些时候，将“陈年旧事”从地窖中挖出的不仅仅是政客，还有记者和媒体创作者。2016年10月，新闻界再次提到了蒂尔和萨克斯写的一本书。1995年考试后，他们不顾学习压力出版了这本书，书名是《多样性神话：校园里的多元文化和政治不容忍》。这里的“校园”，指的仅仅是斯坦福大学。 蒂尔和萨克斯都是《斯坦福评论》的主编和出版人，20多年前，他们被邀请写一本关于大学价值观改变的书。在他们看来，自1986年以来，一个由管理机构、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协调一致的行动一直致力于把斯坦福大学变成美国**个多元文化大学。两人都在书中引用了当时的校长唐纳德·肯尼迪的话，他把1989年新来的学生送上了多元文化项目这个“必须成功的勇敢实验”的道路。斯坦福大学的25000人参加了肯尼迪的实验。这些变化包括课程设置的变化、学生观念的变化以及新的行为准则的引入。肯尼迪以前在斯坦福大学担任生物学教授，现在他可以从校园里的活生生的学生身上看到他的创新是如何取得成功的。肯尼迪说：“如果我们在这里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在任何其他地方也做不到这一点。”这是把法兰克·阿尔伯特·辛纳屈的著名纽约引文“如果我能在那儿做成，我就会在任何地方做成”稍加改变了一下。对肯尼迪来说，这是进一步实践教学改革的指导方针。但肯尼迪在1992年夏天因卷入一桩金融丑闻的事被公开后，不得不辞职。 蒂尔和萨克斯认为，基金会理事会、国会议员、大学毕业生以及普通大众，都会很快意识到，“伟大的多元文化实验”带来了与高等教育承诺完全相反的结果。两人描述了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和“一种新的不宽容形式，也被称为政治正确，一种歇斯底里的反西方课程，学生生活政治化的加剧以及不同种族和民族的分化”构成了斯坦福大学校园伴随而来的负面现象。他们把这次多元文化之旅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相提并论，哥伦布满怀热情地启程远航，然后又灰心丧气地回来了。根据蒂尔和萨克斯的说法，斯坦福大学的人员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尽管如此，多元文化主义已经蔓延到“整整一代美国领导力量”身上，其他毕业生也紧随其后，计划在社会中确立多元文化规则。 斯坦福大学作为改革先锋——在8年左右的时间里整个美国各大学紧追其后逐步进行改革——是这些“实验”的“巨大警告信号”，也是与多元文化未来相关的“危险”的预警信号。如果斯坦福大学没有聪明的人，和平的小镇环境和巨大的财政资源，那么应该在哪里为多元文化铺平道路呢？对于蒂尔和萨克斯来说，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因为这些变化而贬值了。他们把斯坦福大学与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了不那么讨人喜欢的比较。*后，他们敦促美国国家停止追求多元文化。 但对于新闻界，特别是对于2016年10月又把《多样性神话》这本书的内容曝光在公众面前的《卫报》来说，把这本书中的其他段落展示出来更具媒体效应。 因为媒体2016年10月报道的《多样性神话》，蒂尔立即对《福布斯》杂志表示，他对这些观点表示遗憾。“二十多年前，作为合著者，我写了一本书，里面有一些不敏感但是刻薄的陈述，正如我之前所说，我希望我没有写这些东西。我很后悔。”蒂尔也很遗憾，一些文字段落有可能给人留下完全不同的印象。 同一天，在蒂尔表示自己感到遗憾之前，合著者大卫·萨克斯接受了Recode技术新闻门户网站的采访，并为这本书和其中的相关阐述道歉。他把这本书描述为“20多年前写的大学新闻。我为我先前的一些观点感到羞耻，并为写下这些观点而感到遗憾。” 但仅仅把这本书理解为被媒体捕捉到的某些段落所描述的那样，那就太狭隘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萨克斯和蒂尔就谈到了当今无处不在的“文化冲突”。通常，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会有一场多元文化的辩论，更准确地说是“愤怒的白人保守派和所有其他人之间的辩论”。这句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话题性：唐纳德·特朗普获胜后，媒体难道不想向我们充分表明，正是这个目标群体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吗？ 20多年前，蒂尔和萨克斯就已经认为，关于多样性的辩论不应该对现实视而不见。考虑到经济的多样性，应该注意到美国的教育系统与高昂的学费有关。成功完成大学学业通常需要六位数的资金投入。许多家庭负担不起这样巨额的经济支出。大学就会提前进行筛选。所以金钱仍然是获得高等教育入门券的关键因素。 根据蒂尔和萨克斯的说法，政治多样性通常也不被赋予。他们指出，在《多样性神话》出版的时候，也就是1995年前后，大学约80%的学院教员属于同一政党，即民主党。 *后，两人的书中还涉及到学校中的多样性和以及与不同种族相处的问题。蒂尔和萨克斯列举了康奈尔大学、伯克利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这些大学根据学生的原籍地区划分学生，如非裔美国人、拉丁美洲人、亚裔美国人和本土美国人，并根据他们的原籍分配学生住房。他们的结论是“这种种族隔离的结果是让大量的少数派学生远离校园的其他地方，限制多样性和交流”。 尽管蒂尔和萨克斯在这段时间里对书中的很多段落避而不谈，而且在很多段落中他们流露出了要与母校算账的意图，但他们也表明了立场，要让关于多元文化和多样性的辩论变得更加公开，甚至更具攻击性，并摆脱社会标签和政治正确性，因为政治正确不再允许提及某些事物的名称。 20多年后，多样性的话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热门。大型科技公司像Alphabet和Facebook虽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各个方面和社会的大部分方面都存在分歧，数字化和颠覆这样的关键词却无处不在。但在其*核心的部门，各个企业似乎还是有一个保守的核心，而这内在核心几乎与多样性无关。 《财富》杂志在2017年初的一篇关于Google在多元化领域的举措的报道中称：“Google正在寻找自己的灵魂”。全球大约80%的问题搜索都是通过Google进行的。来自不同民族和种族的问题，他们希望获得对他们问题的合适的搜索结果。但Google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员工构成也必须进一步做到多元化，只有这样才能提供有意义的结果和答案，从而让用户满意。 投资者也越来越关注多元化的问题。汤森路透在2016年首次创建了多元化指数（D&I）。金融数据提供商分析了5000多家公司。汤森路透发现，重视多元化的公司能生产出更多创新产品，拥有更满意的客户，并取得更好的财务业绩。宝洁、强生、Microsoft和思科等美国跨国公司，它们都跻身前25名。Google2014年**次克服阻力，妥协了，向公众公布了员工的构成数据，当时的员工构成比例还是冷静而客观的。2016年Google更新了数据，约46000名美国雇员中，71%是男性，57%的肤色为白色。大多数管理职位由男性担任。亚洲人至少占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但是，拉美裔只占5.2%，黑人占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