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关系与刑事治理现代化的道德使命(精装)

　　《规范关系与刑事治理现代化的道德使命》：王泽鉴教授对法教义学的功能曾经给出如下精辟总结：一是体系化功能，即系统地整理分析现行法律的概念体系；二是稳定功能，即为司法实践及特定裁判提出适用的法律见解；三是减轻论证负担功能，即减轻法学研究和法院裁判论证上的负担；四是修正与更新功能，即探寻符合体系的新的合理解决方法途径。①显然，其中第二项和第三项功能是直接服务于司法的，而**项和第四项功能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和升华，因而也正如学者所总结的那样，“服务于司法裁判，是法教义学多种功能的基础”。②申言之，解释刑法条文满足刑事司法裁判的需要只是法教义学的功能之一，即不能将刑法解释等同于刑法教义学。除解释刑法条文外，刑法教义学还从宏观层面关注法条背后的逻辑关系及在缺少法条的情况下如何运用刑法系统性知识理论解决疑难问题。尽管刑事法律条文是司法者作出裁判的直接依据，但司法者断然不能离开刑法理论裁断案件，尤其是疑难案件。犯罪论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缺乏刑法条文的直接支撑，如不作为犯罪、共同犯罪等，司法者之所以能够在缺少法律规则的情况下顺利解决疑难案件，无不借助丰富的犯罪论理论知识。实际上，真正的疑难案件并非对法律条文适用困难而导致，而是在缺少直接法律规则支撑的情况下，如何结合既有刑法理论与现有规则合理解决问题。正如某学者所言：“在没有实定法可供直接解释和适用的情况下，创造出在逻辑上相关联的概念和理论，进而链接到实定法中，与直面法条本身的解释工作一起，构成法教义学的知识内容。”①从学术史来看，法教义学之所以能够发展至今，就是因为它较为妥当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疑难案件，例如，宪法教义学就曾经成功地解决普鲁士预算法冲突问题，使政治立场上不可调和的对立在法律层面得到解决。②而在刑法层面，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了，早期刑法教义学不发达的时候暂且不论，仅就近几年来看，无论是快播案，③还是于欢案；④法院都通过详细而缜密的教义学分析，较为妥当地解决了上述案件，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除此之外，在与司法实践的互动过程中，法学教义还能实现自我调整与自我更新，从而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例如，期待可能性理论起源于德国的“癖马案”，可罚的违法性理论肇始于日本的“一厘事件”，而快播案的判决也引起了学者们对目的犯和直接故意之间关系的新的思考。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刑法教义学并非无所不能，但这是法治尤其是成文法的固有属性所决定的，刑法教义学*多只能“戴着镣铐跳舞”，而不得不承认一些确实无法通过解释加以填补的法律漏洞，例如，中国刑法中的强奸罪的犯罪对象仅限于女性而不包括男性，等等。相反，如果一种研究范式宣称自己能够对所有疑难案件都给出妥当的应对方案，我们反而要怀疑，这种研究范式是否符合法治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