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味斋随笔

　　《五味斋随笔》：　　作家梦难圆 解梦人堪忆——《胡昭日记》使我恢复了尘封半个世纪以来的记忆　　人到了古稀之年，浮现于脑际的，多是一些往事，此即所谓忆旧，其实是对个人生命历程的一种反思。有些事天天、月月在做，有的人经常、经年往来，但平平淡淡，习以为常，引不起我的注意和思索，有的人和事只是生命旅途中的偶然，却会对一生产生重大的影响，常常引起自己回忆的情感波澜，这种感情越到晚年，越趋强烈，令我挥之不去。尽管在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中这类回忆微不足道，但对当事者来说，总希望那些对自己生命旅途中弥足珍贵的反思，能够有一些文字上的留驻。　　我和诗人胡昭（1933—2004）先生，有一段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就是令我挥之不去的记忆。那是胡昭逝世的翌年，我在《作家》杂志2005年第2期上，读到了他的女儿胡婷婷整理的《胡昭日记选》，日记记到1978年6月30日这一天，胡昭留下了这么一条短短的记载：“上午昏昏然不能做事，去省图书馆查资料。与金恩晖洽谈许久，多所鼓励。”　　胡昭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即以诗歌崭露锋芒，成为驰名国内的青年诗人之一。他自1955年出版**部诗集《光荣的星云》后，又出版诗集多部。1956年加入中国作协，曾任《长春》杂志编辑、副主编等职。但1957年他未能逃过那场劫难，被划成了“右派”。我与他非亲、非故、非同窗，也非同事，他长我5岁，可说是同代人，5岁的年龄差距在和平环境中可以找到人与人之间的某些契合点，但他的经历却是我们这代人较少具有的。在东北人民解放战争期问，他14岁时就参加了民主联军，那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翻天覆地变革的时代，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多数人，还处于“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状况，是无法与他的经历相比的，那可是“两个社会两代人”啊！与他相近的年纪时，我还在吉林省实验中学里读书，度着自己的青少年岁月。　　有一次，胡昭之子、青年作家胡冬林见到了我，问起我同他父亲的友谊，提到了《胡昭日记》上的这段话。在他的印象中，论职业，胡昭是专职作家，而我是一个图书馆工作者，两人既从未在一个单位上过班，平时在家里也不见我们往来，冬林实在不知道这种关系从何说起，便很自然地问起我：“当时，爸爸在他的‘右派’问题还未正式平反的情况下，就去省图找您，与您‘洽谈许久’，可见你们是很熟的，而且似乎很谈得来，不知你们是何时认识的？当时都‘洽谈’了一些什么事？你们又在哪些方面‘多所鼓励’呢？”在冬林、婷婷脑海中，我同他们的父亲显然还有着某些不为他们所知的特殊关系。　　这种关系和1978年的那次谈话，只有作为当事人的胡昭和我本人知道。我实实在在回答冬林说：“不错。我和胡昭同志平时接触并不多，从表面上看起来谈不上是什么至交、好友，他平反、重返文坛以后的近30年间，我们之间加上有关会议时见面的机会，总共也不超过十次，再就是仅有的几次通信，像他日记中所说的这种较长时间的‘洽谈’，50年间也不过两次。另一次谈话是1956年，即我们交往的开始，他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种回忆，涉及我五十多年来为追求当‘作家’的梦想而走过的曲折的、坎坷的道路，我和胡昭的友谊是漫长而真挚的，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属于兄弟之情，师生之谊，君子之交，可谓深厚矣！”于是，我便从旧书、旧报刊中查找与当年交往有关的蛛丝马迹，尽力恢复半个世纪以来被尘封了的记忆，像讲故事似的，将这段只属于胡昭和我之间的“隐私”，合盘向冬林做了详细的坦言。　　初识胡昭，我产生了长大当作家的梦想　　与胡昭初识是1956年，即《胡昭日记》中1978年的前22年，那是胡昭与我**次“洽谈许久”，距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　　当时，我正在吉林省实验中学读高二，学校响应“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很重视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以及学生的个性发展，为激发同学们对各科知识的兴趣，校内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课外活动小组。在语文组董印琪、刘劲波等老师帮助下，由学校资助100元，创办了当时吉林省中学中唯一的一种铅印刊物《向阳草》。创刊号出版后，大家推我为代表去省文联联系，期望能得到作家们的直接指导。当时省内的文学刊物只有《吉林文艺》，同年10月改为《长春》月刊（试刊）。11月初，我带着虔诚的求教心情，来到了位于斯大林大街（今人民大街）东侧军人俱乐部内的《长春》编辑部，接待我的人，就是胡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