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海派文学的历史转型(1927-1937)

　　《海派文学的历史转型（1927-1937）》：　　从叙事时间上看，外层故事的时间是平面的，比较简单。内层故事的时间则是立体的、复杂的。除了故事的顺时时间线外，还有一条借助陈仲章无时不在的回忆形成的过去的时间。这两个时间就又形成了两个故事层：生活在当下的陈仲章的故事和少年陈仲章“堕落”的故事。前者主要讲述其与爱妾阿欢相濡以沫，后者时间从中学时代起，叙述陈仲章如何被逐出教会学校，如何结婚、入伍，如何与现在的爱妾阿欢相识相爱，其间涵盖了一个少年成长的种种事件。叙事时间的扩展和层次的丰富使得内层故事充实丰满，几乎是一个人的成长史。　　从叙事深度上看，外层故事近于表层客观叙事，仅仅做情节的交代；内层故事则延伸到人物的心理。比如少年陈仲章与玉莲相恋的青涩胆怯，与阿欢相识中情欲与道德感的纠缠，与上司、同事交往中的自尊和自卑，尤为动人的是巨大生存压力下对阿欢的爱恨交加。这些心理描写都生动地描画了一个世俗个体在现世生活中遭遇的种种精神困境，这种复杂性的彰显甚至超越了其他张氏小说偏于单纯纠缠于情欲与世俗道德两难的人物心理的模式。　　内层故事中叙事时间的多层次与叙事深度的纵深展开与对外层叙事的简单处理形成鲜明对比，这使文本叙事呈现出某种“不平衡”，对内层故事的聚焦当然会引起对外层故事的忽略，本应为外层故事服务的内层故事就“喧宾夺主”，成为披着外层故事“外衣”的叙事重心，叙事伦理和叙事效果形成了悖反。　　对这样的悖反我们仍有疑问。这种悖反的内在动因是什么？为何作家不惜一反常规，借助叙事技巧来“制造”这样的悖反？如果不形成悖反，小说主题应该指向哪里？形成悖反后小说的主题又指向了哪里？他们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那么这不一致又意味着什么？　　（三）不同主题的衍生与偷换　　外层故事是个典型的“社会一压迫”型叙事。陈仲章因为社会黑暗处处碰壁，心爱的女人重病在身急需用钱，以此为“前因”铤而走险，伪造身份敲诈乡绅。如果我们认可这样的“前因”，由此推及后果，那么这将是一个类似“骆驼祥子”一样被逼“犯罪堕落”的故事。我们有理由对人物寄予同情，斥责黑暗的现实，因为社会、时世是压迫主人公的主要原因，它应为主人公的悲剧负全责。这是五四小说惯常的写法，它揭示、追究悲剧的外在动因，引发的主题是“反抗”式的。　　但偏偏这篇小说的叙事重心不在外层故事，而在内层故事。内层故事是一个“肉身一堕落”型的成长史。在这成长史中虽然也有无奈，但个人的选择贯穿始终。陈仲章本来是个极有天分的学生，他就读于教会学校，他像于连一样野心勃勃、善于掩饰，本可以有很好的前途，但因为无法压抑青春期的性欲而与玉莲发生关系，继而被赶出学校。后来又不满足于乡村教师的清贫生活，想要建功立业，于是投笔从戎。与朋友之妾阿欢在一起*初也是出于性的诱惑。于连追逐女性是为了满足形而上的英雄式的征服感，陈仲章追逐女性则是纯粹出于形而下的生理欲望。这样的“肉身一堕落”型的成长史为我们提供的陈仲章，既没有祥子的单纯善良，也没有于连高蹈的精神痛苦，他更像一个实利至上的投机分子，因此他的“堕落”近于生活中的一次投机失败，这其实并不能让我们发出沉重的叹息，萌生反抗的冲动。　　当然，叙述者对陈仲章也并非贬抑，而是充满着“同情之理解”。陈仲章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好人”，他对玉莲始乱终弃，与阿欢同居时仍然到处留情，他的性压抑引发出来的不是郁达夫抒情主人公的国族观、颓废感，而不过是一个男人对自己欲望缺乏节制且缺少道德规训的行为。令人欣喜的是，作者虽然无力将肉体塑造为哲学意义上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却对其抱有中国式的宽容和理解。小说*具华彩的部分是内层故事中对陈仲章与阿欢感情的描写。他们有肉体的狂纵和愉悦，也有平淡生活的相互体恤；他们以欲望始，却的的确确在艰难生活中重建了相濡以沫的精神之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