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合理性的理性:论法律证成

丛书总序 法治不止于宏观之“道”，也需要微观之“技”。自晚清修律以降，中国在国家层面对泰西之法移植与转化从未止息，学界经受“欧风美雨”之思想洗礼亦未有片刻歇息。时至今日，框架性法律已逐渐齐备，“民主”“法治”“权利”等大词至少在话语层面上具有了不容置疑的正当性。然而，对于建成真正之法治国家而言，相较于顶层设计与道路选择，以及法治理念与价值的宣扬，亦需要（甚或更需要）以一种微观法治或具体法治的姿态切入法律实践，“在具体的细节上，以逐步进行的工作来实现‘更多的正义’”（拉伦茨语）。因而，当我们念兹在兹于古罗马法学家杰尔苏（Celsus）的“法是善良与衡平之技艺”这一格言时，不仅要仰望“善良与衡平”的星空，更要脚踏实现善良与衡平之技艺的坚实道路。法学方法论，正在于铺就这样一条技艺之路。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方法。法律文本如何有效地与案件事实进行对接，进而具体化为双方当事人，乃至整个社会共同体（尤其是法律共同体）都能接受的正当裁判的依据；价值观念如何以“看得见”和“说得出”的方式转化为个案正义；依法裁判与个案正义、合法性与合理性、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如何均衡和协调，都有赖于一套成熟与规范化的方法。“像法律人那样思考”并非意指法律人群体垄断一套特殊的话语和知识，而更多在于掌握一套专门的解释、论证以及实现规范背后的特定价值追求的方法。 我们需要持续推进方法的研究。中国学界在总体上仍未达到一种可称之为“方法论全面觉醒”的地步。从**本中文方法论专著——梁慧星教授的《民法解释学》（1995年）算起，方法论研究至今不过二十余年的时间。虽然在新世纪的**个十年颇有蔚为大观的局面，但尚有大量的西文法学术语未能统一地转译为汉语，一些基本概念的含义还不够清晰，理论发展脉络也不够明确。部分研究在中西的语境之间来回穿梭，臆想多于考据，数量高于质量，误解与疑虑丛生。近年来，至少在法理学内部，研究总体上又开始趋冷，似乎相关主题已无可深入，方法论研究看起来“已然终结”。这其中除去一系列外部环境的影响之外，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可能在于，我们对于西方原典的引介尚显不足，对于方法论诸主题、进路、理论资源的了解还不够全面，故而不知拓展的方向何在。但事实上，对于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基本属于舶来品的法学方法论，我们依然处于观摩、学习的阶段，中国法学仍然没有走出“法律科学的中国表达”时期。 我们需要更全面地引介方法论学说。文明互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趋势和潮流所向，法学理论亦不例外。近十数年来，已陆续有一些法学方法论方面的译著在大陆出版，其中有一些堪称经典，如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2002年，新版2019年）、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学生版2003年，学术版2020年）、恩吉施的《法律思维导论》（2004年）、菲特丽丝的《法律论证原理》（2005年，新版2018年《法律论辩导论》）、《萨维尼法学方法论讲义与格林笔记》（2008年）、菲韦格的《论题学与法学》（2012年）、考夫曼的《法律获取的程序》（2015年）、佩策尼克的《论法律与理性》（2015年）、克卢格的《法律逻辑》（2016年）等。但这些作品显然无法完全满足国内学界的研究需要，而脱离了西方学术的整个传统，片段式的“截取”与“解读”也使得我们不了解方法论谱系的传承和不同进路的发展。在将某些“经典之作”奉为经典之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左不知“同道”，右不明“对手”，缺乏问题意识和对理论发展之全貌的洞察。 本译丛意图更加系统全面地介绍法学方法论领域的代表性作品，以促进国内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它在整体规划上选择这样一些主题或者说系列：首先，大体以二十世纪之前和之后为界点，将之前的著作归为“法学方法论学说史系列”。二十世纪之后依照理论进路的不同，分为“传统法学方法论系列”“法律诠释学系列”与“法律论证理论系列”。此外，二十世纪关于（法律）“规范与逻辑理论”的研究突飞猛进，颇有建树，可自成一专题。当前欧洲各大学法学院流行的“法学方法论教材”也可以独自成立一个专题。总计六个系列。当然，只有当译丛出版书目渐多，系列划分之概览才会渐清。此一志业，实有待学界同仁合力谋之。 *后要强调的是，方法论绝非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它同样与特定的法治价值相关。诚如德国法学家吕特斯所言，法律的方法问题本身就是宪法问题。西方，尤其是德国方法论学说体系的成熟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其法治国（Rechtsstaat）精神的成熟。只有在这一背景的关照下，才不会导致“方法论上的盲目飞行”。如此，方法论研究同样也将具有促进制度反思、弘扬法治观念的意蕴，此即所谓“技可进乎道矣”。因此，我们的信条是：拥有了方法，大致能够明确达致远方的通途。 舒国滢 雷磊 202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