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explorations in Mao Zedongs thought:典藏本

　　坚持这一观点的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如果我们承认毛泽东的确认为工人阶级必须成为中国革命包括农民革命的领导者的话，那么就彻底驳倒了史华慈的判断，同时也回应了很多其他中国学者的如下观点：“毛泽东不顾所有理论上的考虑而放弃工业无产阶级，以便能够充分利用他在农村发现的主要力量。”同样也驳倒了迈斯纳的判断——他声称毛泽东“不相信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能力”而视农民为“真正的革命阶级”。我从毛泽东的著作中获得的证据表明，西方评论者关于毛泽东和他的革命策略的这些根深蒂固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毛泽东没有决定“上山”，也没有选择使农民承担革命斗争的重担。这些都不是因为毛泽东具有关于农民和农村生活的浪漫主义情结而做出的心甘情愿的选择，它们甚至根本就不是选择。毛泽东是被迫的，在1927年的秋天，他纯粹是为了防止共产党全盘毁灭，为了自保，才匆忙撤退到农村的。没有证据显示，如果在上述不得已的状况不存在的情况下，毛泽东还会沿着他在1927年秋选择的道路走下去。事实上，反面的证据更为有力。正如毛泽东所言，因为国民党坚持战争，“除了上井冈山没有其他的选择”。如果不是国民党在1927年的镇压使得城市地区的革命运动几乎变得不可能，毛泽东很有可能选择一条能更紧密地将城市和农村维度结合起来的中国革命道路，这条道路比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革命或者城市领导农村革命的结果更有效。　　因此，毛泽东在1927年后严重依靠农民并非他所情愿的选择，而是他考虑到与城市斗争的强制性分离而被迫接受的。在这些看似恶劣的环境下，毛泽东形成了一套革命策略，这一策略强调大规模的农民的参与和支持，但他又明确指出农民不能领导革命。正如毛泽东屡次提到的那样，在农村革命的环境中，尽管贫苦的农民的确拥有组织和领导能力，但是他们的视野具有局限性，且无力承担起中国革命为之努力的长期历史目标（一个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认为他自己所处的广大农村环境不能决定革命的*终目标，这些目标与农民阶级当然是不相符的。由此一来，他尽可能努力提升工人在政党和大众组织中的领导地位，鼓励工会发展在城市地区的斗争，因为现代工人阶级所具备的社会和经济特征使他们拥有组织和领导的特质，这些特质可以被动员起来完成以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革命。正是这些领导特质和意识使得工人阶级成员成为，用毛泽东的话来讲，“特别优秀的战士”。　　所以，毛泽东关于农民及其在革命中的角色的观点不能脱离他关于工人阶级及其在革命中的角色的观点。在毛泽东革命战略的发展中，这两个阶级具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与一些毛泽东研究者的观点相反，它总是意味着农民对工人阶级的从属地位。农民的从属性不是指在数量上的劣势，因为他们显然是中国人口和革命力量中的绝大多数，也不是指他们在革命声音方面的犹豫，而是指他们无力领导现代化的革命以及他们对革命*终目标的狭隘理解。　　其次，本章的主要目的还在于提醒读者注意：毛泽东坚持工人领导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即他坚持城市革命和农村革命的双重维度；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毛泽东关于中国愿景中的现代化维度，这一认识经常被那些评论毛泽东政治活动和思想的人所否定。毛泽东不是虚构的中国农民造反者宋江的化身，也不是追随墨西哥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农村革命者。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所提到的那样，农民革命不仅以依靠农民为特征，也表现出明显的赞美农民和农村生活优点的倾向。谈到城市居民时，农民革命者表现出轻蔑的态度，因为他们将城市视为社会弊病的根源。他们的革命目标是要在农民失去土地和经常受到日益贪婪的地主阶级剥削的情况下，归还农民之前拥有的权利，这一目标从本质上来说是复古的。可见，农民革命者的视野以恢复传统秩序，至少是可设想的传统秩序为前提，在这种传统秩序中，公平和正义建立在承认农民的合法要求的基础上。农民革命者在批判社会时所缺乏的是对完全不同于先前社会秩序的革命后社会的认知。他们对现代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关系的认知，以及现代社会生成条件——工业化的认知，同样是缺乏的。　　与像埃米利亚诺·萨帕塔那样的农民革命者不同，毛泽东是一个现代主义者，他认为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未来是历史的必然，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像很多毛泽东生活和思想的评论者描述的那样，毛泽东是一个浪漫的农村革命者，那么他为什么在1930年6月发表讲话时谈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离开“城市中工人的指导和帮助”是无法完成的？为什么他在1945年谈到，“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中国需要“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大型工业要“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为什么机会一旦出现，毛泽东就会如此迅速地转向城市并着手推进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呢？　　的确，由毛泽东坚持工业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对农民的领导地位，可以预见他在接管政权之后会采取什么方法。从1949年年初，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将注意力从以农村为主、以获得中国农民的支持为前提的革命斗争，转向建设现代化、工业化的民族国家——从经济到政治上均，由城市领导。正如毛泽东在1949年3月谈到的那样，“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