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译丛·第二辑毛泽东:雄关漫道(上下)(插图本)/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第2辑

　　《毛泽东：雄关漫道（上册）（插图本）/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第二辑》：　　维金斯基的任务　　按照1919年夏天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共产国际打算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联盟，发展民间力量——包括正在形成中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汲取自19世纪末以来在全球出现的巨大能量。通往伦敦或柏林的革命道路，也通向了新德里和上海。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20年春天，位于伊尔库茨克的远东国际派格里戈里·维金斯基抵达北京。维金斯基化名为吴廷康，他的任务是寻找中国革命者组成共产党的核心。维金斯基先遇到了李大钊，之后与陈独秀在上海碰了面。陈独秀因为五四运动进了监狱，出狱后居住在上海。维金斯基有一封共产国际的推荐信，共产国际允诺给组建中的小组以物质帮助。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秋天，维金斯基还会见了国民党的领导孙中山，后者准备返回广州重建联合政府。1919年7月，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通过《加拉罕宣言》放弃了沙皇俄国在“不平等条约”的背景下于中国取得的一切权利和特权。1920年9月，《加拉罕宣言》通过具体的建议得到实行。此举促成了苏俄和年轻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和解。对于苏俄来说，帮助未来的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为了加强苏俄的外交，使其摆脱孤立的困境。　　1920夏天到1921年夏天，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上海、济南、武汉、广州、长沙纷纷成立，东京和巴黎也有。一些杂志，例如上海的《劳动界》、《共产党》，北京的《劳动音》让大家知道了俄国革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著名的《新青年》和它的创始人陈独秀一起回归共产主义。北京附近的长辛店铁路仓库工人俱乐部的活动、上海小沙渡纺织区工人夜校和李中建立的工会使马克思主义者**次接触了城市无产阶级。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于1921年6月3日经海路到达上海。接待他的俄国家庭住在汇山路6号——现在的华山路，位于国际租界内，在上海东部的杨树浦。他在那里遇到了苏俄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办公室派来的尼科尔斯基。经过与当地的共产党人李汉俊、李达的激烈讨论，马林匆匆准备成立中国共产党。　　一次仓促的代表大会（1921年7月-8月）　　本次大会的两个主要宣传共产主义的人都没有出席。陈独秀当时在孙中山的广东政府任教育厅厅长，李大钊留在北京，派了他的副手刘仁静和张国焘参加。这意味着马林能够控制中国*早的共产主义者无序的活动-1923年6月，马林在给季诺维耶夫、拉狄克和布哈林的信中惋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些早。　　正如范德文所说，对*早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来说，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团体的诞生，这一点在1927年陈独秀被赶下台后才实现。这个复杂的知识分子秘密社团出现了大约一年后，得到了正式承认。这个社团的努力主要集中于教育工人阶级，建议其成员维护工人的利益。创立新党的13名参与者的个人资料显示出五四运动之后大量出现的社团的一些基本特征。所有代表都是年轻男性，平均年龄28岁，比如毛泽东，*年长的45岁（何叔衡），*年轻的19岁（刘仁静）。他们都是知识分子，4个师范学校毕业生（毛泽东、王尽美、何叔衡和包惠僧），两个高等师范毕业生（李达、陈潭秋），5个中国或外国大学毕业生（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此外，董必武出生于1886年，是个秀才。邓恩铭，水族，来自贵州，16岁随家人到山东谋生，毕业于山东省立**中学。在那里他参加了五四运动。时代的另一个标志是，许多人能讲外语，或有意向学习。李汉俊和周佛海能用日语阅读；陈公博、李汉俊、张国焘和刘仁静会说英语，陈潭秋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院，在武汉一所中学教英语；那时候毛泽东提出为了去苏俄要学习俄语，他的英语属于初级水平——一生都这样。　　13名参与者中的10名被安置在博文女校，因为假期学校对外关闭。他们以北大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住在学校宿舍里。会议地点距离这所学校很近，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位于望志路的拐角。12名成员代表了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济南和东京共产主义小组50多名党员。巴黎没有派代表参加。包惠僧是陈独秀的代表，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代表”，所以参加会议的15人中，只有12位代表，另外两人是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