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作家论:莫言论

导论　从高密东北乡到斯德哥尔摩 一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大栏乡①平安庄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文革”开始之后，小学尚未毕业的管谟业辍学回家务农，做过临时工。1976年参军，历任警卫员、副班长、文化教员、政治教员、保密员、宣传干事等。1981年在一家地区性文学刊物《莲池》上发表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开始进入文坛。1984年，莫言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85年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引起轰动。1986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红高粱》，引起更大的轰动。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6年6月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文化部工作，成为专业创作员。在这几年里，他创作有大量中短篇小说，如《枯河》《欢乐》《红蝗》《爆炸》《球状闪电》等。1988年根据莫言原著改编、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获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同年，莫言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学习，199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97年从部队转业到《检察日报》任记者。自1990年代初以来，莫言连续写出了《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多部长篇小说，及《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师傅越来越幽默》《拇指铐》《司令的女人》等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先后获得“大家·红河文学奖” “茅盾文学奖”“红楼梦奖”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韩国“万海文学奖”等多项国内外文学大奖。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以上是莫言的简短履历。这个简历看上去并无多少特异之处，但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成为现代汉语文学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试想，如果当代中国文坛少了这个人，无疑会一下子黯淡了许多。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人居然是一位农村出身的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写作者。莫言的文学成就堪称当代中国文学界的奇迹。 莫言的小说世界对应的现实空间，是他的故乡——山东省高密东北乡。他小说中的许多故事，都被安置在故乡的空间来展开。他将这个方圆不过几十里的北中国的乡村，通过文学，成为文学世界的中心，一个个神奇故事的策源地。这个坐落在胶东平原的村落，历史上并无特别的大事可记，也缺乏圣贤名流、达官贵人的可资夸口。但他们那里却有着伟大的说书、讲故事的传统。他们的祖先曾经是蒲松龄的怪异故事的提供者。在他们的故事世界里，充斥着狐妖蛇怪、魑魅魍魉。当然，毫无疑问，这些怪异的事物实际上是他们心目中现实世界的真相。莫言正是这些讲故事的人的现代传人。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莫言，一直耳濡目染这种种的奇异故事，同时，现实生活也为他提供了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的奇观和异事。这一切——现实的和讲述中的——都成为莫言写作的重要资源。 关于少年时代的莫言的经历，他本人在许多回忆性的散文和访谈录中，都有过较为详尽的谈论。在这些谈论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即他的“辍学”。少年莫言在高小阶段因与学校发生冲突，被勒令退学，之后他不得不回家务农。对于一位十一二岁的少年来说，失学在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耻辱。而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未成年人又无法承担沉重的农业劳动，只能作为半个劳动力。于是，他不得不混迹于同样作为半个劳动力的妇女和老人中间，从事相对较轻的体力劳动。与这些人在一起劳作的经历，对于莫言来说，是一笔难得的财富。田间地头就是他的课堂，野老村妇就是他的老师，从那里，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鲜活的知识，有趣的故事和传说，各种生机勃勃的俚语、粗话，也可以领略乡间底层文化魅力。他在那里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小学、中学乃至大学。这一切，正是莫言文学想象力和语言的源头活水。 辍学经历带来的另一重影响，是对少年莫言的求知欲的刺激。这位渴求读书的少年，却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让他陷入极度的知识饥饿状态。正如他在那个时代所经受的肉体的饥饿一样，知识上的和精神上的饥渴同样强烈地折磨着他。这促使他寻找一切可能找到的书籍来阅读。在知识的世界里，他像一匹贪吃的小兽，贪婪地寻找一切可以入口的东西。他是文学荒野上的野生动物，饥肠辘辘而又充满野性活力。他几乎读尽了那时可以找到的一切书籍：流行的样板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少量的所谓“禁书”。这些在今天看来似乎是缺乏足够的文学性的读物，填满了少年莫言饥渴的知识肠胃，虽然算不上营养丰富，但也让他得以在精神上长大成人。在那个时代，谁又不是靠着这种粗糙的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长大的呢？相比于按部就班的文学教育，这种发自内心之热爱和出于饥渴的追求，更接近于文学*原初的生命状态。 二 另一种生活经历对于莫言来说，也同样重要。那就是其“军旅生涯”。漫长的军旅生涯，是莫言人生中*为重要的阶段，也是他在文学上的生长期和成熟期。如同青春发育期是人生的重要转折一样，作为作家的莫言的这一阶段，是在部队里开始和完成的。 参军，对于许多北方农村青年来说，是人生的一个梦想，也是其命运改变的初阶。在那个时代，农民身份是一种咒诅，意味着他得终生被捆绑在贫瘠的土地之上，囚禁在闭塞的乡村故土，得依靠终年艰辛劳作，勉强得以糊口。而且，这种身份还是世代相传的。祖祖辈辈都得过着同样的艰辛日子。参军，意味着可以至少是暂时地脱离土地和劳作，脱离那片土地上充斥的肉体上的饥饿和精神上的苦闷。在部队，可以不愁吃穿，还能学到文化和技术，某种谋生手段。在和平年代里，这对于农村青年来说，不失为一个上好的选择。如果自己有点儿文化和能力，又努力表现，再加上一点儿运气的话，还有可能入党、提干，成为军官。而军官提升到一定的级别，就能够常驻军营，而且还可以让家属随军。即便日后退役转业，也可以到地方上成为国家编制的干部。这也就意味着——他及他的妻子儿女，从根本上脱离了农村，成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了。这在农民来说，可以说是一步登天的命运转变，不亚于登科中举。这种农村青年的艰苦梦想，在其他来自乡间的有部队背景的作家，如周大新、阎连科、刘震云、柳建伟等人的笔下，都有过充分的揭示。到了1980年代，这一梦想的实现路径，被考大学所取代。 莫言的军旅生涯也循着这一惯常的路径行进。他在连队里入党，被提拔为干部，文化教员，通讯员……一步一步成为具有文职性质的军官。然后，从那里开始了他*初的写作生涯。他自称是为了过上“天天有饺子吃”的日子而开始文学写作的，这一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也部分是实情。物质生活的诱惑，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强大精神驱动力。 在莫言开始写作的时候，也就是1980年代的初期，中国大陆的文学界基本上是由两类人平分天下。一类是中年一辈作家，他们大多有一些不幸的遭遇，当过“右派”，后获平反，即所谓“归来者”一群，或者是“文革”期间的黑暗政治的受害者。另一类是莫言的同时代人，他们相对年轻一些，但大多数属于“知青”族群，他们都有过“红卫兵”时期“造反”的辉煌经历和上山下乡的光荣磨难。这一代人总体上相信，归根结底世界是属于他们的，尽管实际上他们几乎是完全被现实所抛弃的一代。这两类人作为文学写作者，却有着许多优势：比一般人更好的文学修养，不凡的生活经历，以及由这些经历所带来的更多、更早的文学上和政治上的自觉，因而也就能较好地迎合当时的文学主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由他们支配着文学的主潮。 但莫言不属于这两类人，按照当时的文学观念，他在写作上毫无优势可言。1980年代初期，莫言*初的一批小说发表在几家地区性的文学刊物上，也并未显出有多少特别之处。他差不多仍然沿用当时*通行的一些小说写作模式，或者说，多少有些在刻意模仿“右派”一代或“知青”一代的写作。如描写美好的人性（如《春夜雨霏霏》等），写特殊年代里农民生活的困苦和干群关系（如《黑沙滩》等），至于那些描写和平年代的军营生活的作品（如《丑兵》《白鸥前导在春船》等），则基本上是当时所谓“军旅文学”描写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典型套路。所以会有专事“军旅文学”研究的专家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将莫言划归在他的研究领域。的确，如果没有后来的转变，莫言确实就会往“军旅文学”的道路上发展，这样，我们就会多了一位新时期的杜鹏程或峻青。其实，在莫言之前，已经有了一位这样的作家——李存葆——这就足够了。后来，莫言还写了一些与军事多少有些关系的作品，如描写战争年代所发生的故事的著名小说《红高粱家族》，这似乎为那些“军事文学”专家提供了言之凿凿的证据。他们认为“战争”是莫言的另一大题材类型，并将其所谓的“战争题材”小说之列，与朱苏进等作家的小说一起，视作当代“军事文学”的第三次高潮的代表。① 这种文学分类法显然与依照现行政治制度的社会阶层划分原则有关。从文学上看，却很难将凡是涉及打仗的都称之为“军事文学”或“战争文学”。比如，马原、洪峰，甚至格非都写过战争，甚至有可能写得比莫言笔下的战争更像战争，但不会有人将这些作品归于“军事文学”。莫言在一次演讲中，回忆了自己在《红高粱家族》创作之初，关于战争及历史题材的文学的想法，他写道： 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写战争——人类历史进程中这一愚昧现象，他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 ………… 我发现“文革”前大量的小说实际上都是写战争的，但当时的小说追求的是再现战争过程。一部小说，常常是从战前动员开始写到战役的胜利，作者注重的是战争过程，而且衡量小说成功与否的标准通常是是否逼真地再现了战争的过程。新一代的作家如果再这样写绝对写不过经历过战争的老作家，即便写得与老作家同样好也没有意义。我认为，战争无非是作家写作时借用的一个环境，利用这个环境来表现人在特定条件下感情所发生的变化。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