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兴衰与国家安全

数万年以降，人类从神话走出蛮荒，跨过原始，掠过封建，*终迎来现代文明的曙光。部落、王朝、帝国，乃至超级大国，如同日升日落、潮退潮涨，一段段宏图霸业*后都成为历史的沧桑。许是出于恐惧、焦虑、忧患甚至是永盛不衰的梦想，远至帝王将相，近到精英学者，无不将揭开大国兴衰的规律、探寻轮回交替的密码，作为思考的永恒课题。
尤其是过去500年，欧洲以眼花缭乱的速度上演着大国的激情碰撞和胜负消亡。在此过程中，随着欧洲大国将逐鹿范围扩大到全球，大国尤其是霸权国的气质、主张和命运开始决定国际体系的整体面貌。
如今，人类走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十字路口，大国兴衰再度成为全球热议的话题。这一次，世界的关注点转向隔洋相望的两个大国。实力超群的美国能否继续辉煌？文明古国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实力越来越接近但气质主张迥异的两个大国是携手还是对抗？是落入你衰我兴的历史覆辙，抑或能走出一条新型合作之路？一切都将拭目以待。 四本书和一部剧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苏联衰相渐显，美苏争霸结局似定，人类历史上*激烈的大国碰撞胜负似分。对于历史的反思和大国衰落的分析开始成为世界的焦点，《大国的兴衰》应运而生，并引领了其后几十年的“兴衰研究”热潮。其后的几本重量级论著——《大国政治的悲剧》《注定一战》《安全过渡》——审视并分析了近现代历史上大国兴衰的现象与规律。同时，逐渐强大的中国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一个时代性任务也被提上日程。鉴于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化和对大国争霸的警惕，惯于“以史为鉴”的中国也开始审视未来的发展方向，并重新定位自己在世界的“新坐标”，虽无追求争霸之心，但谨防陷入争霸之局，因此便有了警醒无数国人的《大国崛起》纪录片的诞生。
1987年，美国耶鲁大学年轻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出版了代表作《大国的兴衰》，立刻引起极大轰动。这部打通军事史、经济史和国际关系史的著作指出，在过去五个世纪中大国沉浮的历史表明，优势总是属于那些物质创造能力更强的国家，而技术上的突破与组织形式上的变革是物质创造的基础；但大国总是经受不住过度扩张的诱惑，一旦扩张超出国内经济体系能够支撑的限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肯尼迪据此预测，当时的美国正在重蹈覆辙：“过度扩张”终将使美国衰落，而且速度可能比苏联还要快。但国际局势的走向证明肯尼迪是个“糟糕的预言家”。两年后，柏林墙倒塌了，苏联很快也解体了，美国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成为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霸权，国力和声望都达到空前高度。西方不少知名学者将肯尼迪的理论贬低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但这并不妨碍《大国的兴衰》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传世经典，是每一位国际关系专业学生入门的必读著作。
同样是研究大国的命运，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在2001年面世时，并未激起太多反响。当时，美国独霸全球、充满自信，尽管遭遇“9·11”恐怖袭击事件，但经济全球化大潮方兴未艾，自由主义在全球大行其道，“相互依赖论”“民主和平论”“国际制度和平论”备受追捧。自认为有责任打破“天下太平迷梦”的米尔斯海默，提出了与时代主流格格不入的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
米尔斯海默认为，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相互竞争。他进而预测，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就会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而中国的大部分邻国，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和越南，会联合美国遏制中国权力，“结果将是激烈的安全竞争，战争颇有可能”。
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有充足的理由反感这种冷冰冰的政治均衡理论。基于悲观的“体系结构决定论”，它预言中国几乎不可能和平崛起。果真如此吗？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壮大，中国开始认真审视自己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角色。
2006年末，一部历经数年制作的12集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轰动了中国，首播平均收视量高达400万人次。之后一个月，在观众强烈要求下，《大国崛起》在中央电视台连播三轮，创造了中国纪录片的收视奇迹。《大国崛起》展示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九个世界级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试图总结大国崛起的规律。《大国崛起》探讨的宏大主题和引发的广泛热议都显示，中国对自身产生了一种新认知，并希望“鉴往事，知来者”，实现稳健而和平的崛起。
此后，中国上升势头似乎比预想的还要迅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美国，美国战略家甚至一度提出“中美共治”的概念。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按市场汇率计算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大经济体。随着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的迅速缩小，美国战略界倍感焦虑。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中国崛起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在这场异常激烈的大讨论中，两位美国学者的著述引起了中美战略界的普遍关注。
一本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著名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2017年5月出版的《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该书系统回顾了过去500年中16个崛起国挑战主导国的案例，其中12个*终走向战争，4个成功避开了“修昔底德陷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雅典崛起引发斯巴达的恐惧*终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理论含义是，当大国的霸主地位受到新兴强国的威胁时，两个国家之间就有很高的可能性爆发战争）。他的结论是：按当前轨道行进，中美未来几十年爆发战争不仅可能，而且可能性大于当前认知。艾利森同时指出，历史也给出了“和平的12条线索”，中美之间并非必有一战。艾利森给美国政府提出了四条忠告：明确关键利益；理解中国的行为；制定战略；将国内挑战置于中心地位。他认为，“如果美中两国领导人认识到国内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给予其应有的优先地位，那么设计出中美‘分享21世纪亚洲’的方案就并非*严峻的挑战”。
与艾利森的审慎乐观不同，柯瑞·斯卡可2017年11月出版的《安全过渡——英国霸权向美国霸权的转移》一书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显得更加忧心忡忡。斯卡可曾师从康多莉扎·赖斯，并先后在美国国防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国务院出任要职。
本质而言，《安全过渡》是一本英美关系史专著，但它以古论今，对现实政治具有强烈的启示和指引。斯卡可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民族国家出现以来，只有英美之间实现了霸权的和平过渡？为回答这一问题，她从1823年美国提出“门罗主义”到二战结束的一百多年中，选取了九个*能反映英美相互认知和关系变化的拐点性时刻。她的结论是，英美之所以能实现霸权的和平交替，是因为两国逐渐趋同，且与其他欧洲国家明显相异：英国步美国后尘转变为民主国家，而美国在成功征服西部后，逐渐形成了帝国主义的思维方式。直至二战结束，英美对两国复合实力的关注一直超过对彼此相对实力消长的警惕。尽管如此，她亦认为，英美霸权的“和平过渡是个非常偶然的结果，不太可能被复制”。英国希望崛起的美国能遵守由其建立的国际规则，但美国成为霸权国后，毫不犹豫地瓦解了英国的帝国体系和国际规则，并在全球大肆复制美国国内制度。
对于现在的霸权国美国和迅速崛起的中国，这一案例提供了什么启示？斯卡可的预测相当悲观：与英美霸权交替时意识形态逐渐接近完全不同，如今的美国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针锋相对，而且崛起后的中国很可能效法历史上的美国，致力于以本国主导的意识形态为蓝本重塑国际秩序，中美将因此陷入高风险的僵持局面。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苏联崩溃、冷战结束后，美国从未放弃过寻找下一个对手。随着中国实力的壮大，美国逐渐将防范的目标锁定中国。然而，不论是米尔斯海默的“体系结构决定论”、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论”，还是斯卡可的“英美和平过渡特殊论”，西方学界对中美竞争的前景都难言乐观。那么，中美角力将沿着什么方向推进呢？历史给了我们什么启示，中美又能否超越历史呢？ 何以大国 在审视“大国的兴衰”这一亘古命题和回答“中美角力”这一现实问题之前，首先需厘清两个基本概念——何谓“大国”、何谓“兴衰”。
随着人类从分散走向整体，国家间的交往由割裂发展为全球联系，大国的概念、含义、表现都几经变迁，并烙上深深的时代印记，衡量大国的维度也逐渐从单一走向综合。
在农耕社会时期，经济活动主要方式是农业生产，能转化为社会财富的剩余价值较少，因此领土面积、人口规模及基于此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往往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此时，分散在世界不同角落的文明中，“大国”的面貌几乎都大同小异：地广、人多、国富、兵强。
15世纪拉开了欧洲列国轮番崛起的序幕。国际贸易空前发展丰富了财富积累的手段，衡量“大国”的标准也更为多元。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弹丸小国凭借先进的航海技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勇猛无畏的探险精神，先后突破领土和人口的限制，通过建立庞大的海上贸易帝国，获得强大竞争优势，一举跃居大国行列。
**次工业革命发生后，工业生产代替农业生产和传统贸易，成为国家财富积累的主要方式，工业实力因而成为大国地位的基石。工业革命首先从英国开始，其建立的全球殖民帝国不再是单纯的贸易体系，而是一个经济整合度更高的巨大全球分工体系。作为核心，英国一度拥有无与伦比的生产实力。随着工业革命从英国向欧洲乃至全球扩散，许多新兴工业国，如德国、美国、日本等，在建立了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后，大力发展军备，陆续进入大国行列。
当时代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一国庞大的人口和领土如果不能与工业和科技相结合，反可能成为巨大负担。传统农耕大国不仅难在大国竞争中胜出，甚至还可能沦为先进工业国竞相鱼肉的目标。如，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和日俄战争（1904—1905年）中接连落败；清王朝被迫多次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次世界大战中惨被肢解。
二战之后，冷战爆发，世界出现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它们各自领导着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对峙。这时大国比拼的权重向综合实力演进。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衡量大国的标准，进一步摆脱单一维度，向以综合实力和发展潜力为基础的方向演化。随着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加强，欧盟、日本、中国、俄罗斯均被视为一极。同时，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尼、土耳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在群体性崛起。2008年，新兴经济体中的佼佼者被吸收进全球经济首要治理平台——“二十国集团”，成为未来世界的“大国候选人”。
世界历史，风起云涌，大国争霸，从未停歇。掩卷沉思，何谓大国？除去过去500年中西方大国血腥争霸、残酷拓殖、贪婪剥削、严酷压迫等沉疴恶疾不论，这些大国之所以能称霸一时，不仅因为国富兵强、纵横一方，也在于其在制度、思想、精神等多个维度曾为人类社会注入新鲜元素，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前行。
民富国强谓之大。民富国强构成“大国”的基础实力，它至少包括领土面积、人口、经济总量、科技实力、组织效率五个衡量维度，它们既是一国崛起的基础，也是一国争霸乃至战争动员的底气所在。**次工业革命爆发到二战之前，煤炭消耗量、钢铁产量、工业产量成为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主要标准。1848年，英国的铁产量占世界产量的1/2，煤占世界的2/3，棉布占世界1/2，铁路长达1万英里，贸易额占全球的20%—25%。但之后，英国遭遇德国和美国的双重挑战，开始走下坡路。19世纪70年代初德国实现统一后，走上工业立国的道路。1860年到1913年，德国占全球制造业的份额从4.8%猛升到14.8%，超过了*主要竞争者英国。美国在19世纪*后30年崛起为经济巨人，国民生产总值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超过英国，1916年超过整个大英帝国的总和。从1890年到1914年，美国的快速发展使其能源消耗、铁和钢的产量都达到英国的3倍。二战后初期，美国工业产量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半以上，黄金储备更是达到3/4。20世纪50—60年代，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科学发明出自美国。
船坚炮利谓之大。历史上的大国在鼎盛时期，无一例外都建立了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构成大国强健的“肌肉”，既可对内彰显自信，更可对外“镇压”不平。16世纪，西班牙为保护其规模庞大的海上通途，建立了所向披靡的“无敌舰队”，从而在欧洲成为令人望而生畏的存在。17世纪，崛起的荷兰人靠着能战能商的庞大舰队成就了“海上马车夫”的美誉。1588年，奋力一搏的英国人摧毁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标志着英国海上力量的崛起。二战之后，依靠强大的军队和原子弹的巨大威慑，美国确立了自己的霸主之位。
制度先进谓之大。先进的制度是对生产力的解放、效率的提升，其可迅速提升国家财富的积累能力，达到政通人和、激发潜力甚至是全民动员等效果，从而成为大国崛起的“东风”。如，葡萄牙是世界上**个动用国家力量为航海事业提供制度性规划和保障的国家，从而成为大航海时代的先行者和海外殖民的开拓者。荷兰不仅是欧洲**个资本主义国家，还开创性地建立了影响至今的金融市场，为其航海贸易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撑，昔日的“低地”成为欧洲的“荣耀之城”。英国在“光荣革命”后建立起欧洲**个“君主立宪制”国家，通过约束王权、保护新生资产阶级利益，极大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诞生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繁荣，为“日不落帝国”的铸就打下了基础。美国是全球**个采取“共和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对三权分立的真正实践和国际体系的构建，成就了强大的美国。同样，在落后农奴制的沙俄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苏联，是全球**个将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现实的国家，通过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并成长为全球两个超级大国之一。
思想引领谓之大。大国往往还为世界提供了先进的思想理念，这些理念为国家本身塑造了某种光环并成为符号式的象征，长久地抬升国家影响力，甚至是塑造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性格，使之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如，法国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及“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使其成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重要发源地。列宁评价道：“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英国提出的“自由贸易”观念和建立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则促成了**波经济全球化浪潮，“英国治下的和平”也为建立有序的国际体系迈出了探索的一步。一战结束后，被欧洲列强长期视为“异类”的美国提出了旨在建立永久和平的“威尔逊宣言”。二战后，基于自身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美国领导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体系，美式国家观和世界观成为许多国家效仿的对象，美国也因此巩固了其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同样，苏联率先进行的“共产主义”实验，也极大影响了欧洲、亚洲和全球的政治实践，深刻塑造了全球体系的发展。
共享融合谓之大。大国之“大”，还在于能在一定程度上容纳其他国家的发展和崛起，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维护国际秩序的和平和稳定。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带领人类进入蒸汽时代；英镑是当时的国际通行货币，英国垄断着货币发行权、贸易结算权和金融交易权，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如果说，大英帝国一直是在自发而非自觉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二战后的美国则是更具有国际合作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