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全集》第三卷

　　《第三卷/王亚南全集：由辛亥革命到抗战开始前，其所以被视为是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阶段，乃因这一阶段以国民革命发展至长江流域为分野的前半期，是新旧政治势力明显斗争的时期，而在此后，则是新旧政治势力发生暧昧关系的时期。在前一时期，中国旧政治势力还是立在正统地位，对于新起革命运动，动员一切反动力量，予以抵制和压迫；在后一时期，中国新政治势力，已立在支配的正统的地位，它一方面要妥协收编旧的残余，同时又因为它对旧的政治势力妥协，自不得不对于它在前一革命运动过程中惊动了的新阶级利害情绪或唤起来了的革新力量，采取一些不同于旧政治势力的统治方式和作风；但如再推问到国民革命运动为什么一发展到了长江流域特别是到了江浙，到了上海南京，就开始一个大转弯呢？那是不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复演呢？不尽是的，那不能单从政治消长上得到说明，而须注意到当时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变化。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旧政治重心，虽然仍在北方，而新经济动态，却一直愈来愈显现在南方。旧政治与新经济的不调和、不适应的演变，日益使北方成为旧势力的堡垒，南方成为新势力的策源地。辛亥革命根本是从这种不调和现象中产生的，但那次革命不但不曾解消这矛盾或不调和现象，且把它加深扩大了。**次世界大战，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三年发生的。那无疑是中国一个振敝起衰的好机会。但当时主要在北方卷起的军阀相互结托又相互火并的混乱局面，对当时主要在南方，在广州、上海、汉口一带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工商业，变成了更大的桎梏。它不但不能作着配合商工业要求的诸种政治设施，且还因其腐败、贪污与对外的依托，不绝断送国权，不绝造出社会的人为的灾难，使勉能挣扎起来的商工业，受到窒息。因此，以反帝反封建为号召的国民革命运动，尽管在本质上是为了承续辛亥革命未了的大业，为了建立当时逐渐抬起头来的商工业所要求的市民民主政权，但因为：（一）帝国主义各国凭借着各种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国民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又因为：（二）中国新式产业，特别是商业金融业，直接间接对帝国主义发生的依存关系，或其买办的性格，致使所谓资产者市民的进步意识，或革新要求，不易或不够表现得明朗坚定，*后还因为：（三）产业不发达社会的国民革命，必须给予广大农民群以解除其封建剥削与束缚的权益，而这又将不免使许多认识不清的地主阶层的新旧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过程中，感到眩惑与疑虑。所以，一时曾震动着整个世界的国民革命运动，发展愈迅速，分离的倾向也愈增大。等到“自古帝王都”的南京被攻下，江浙一带的买办资产阶层，北洋军阀下的官僚政客，以及所谓“革命队伍内”的投机份子与封建余孽，便或明或暗的伙同帝国主义双管齐下的压力与助力，把国民革命运动的两面大旗卷折起来了：以后反帝的号召就不很响，反封建的呼声更似不好喊出来。此后的北伐，遂不曾怎样惊动封建势力盘踞相当牢固的北方社会，而只是利用江浙买办金融的支助，从外部去收买或收编那里的军阀势力；可是，就在北方旧军阀势力尚待清除或收装的当时，南部各省却因前此国民革命运动所激荡起来的阶级利害情绪，给予了反政府势力以大大可乘的机会。于是，北伐征鞍未卸，而南剿动员又起。在此种动荡过程中，有关新官僚政治形成的几件事体逐渐出现了：**，政治与金融的合一。中国旧的官僚统治原本是把广大的农村作为基础，农村的安定或动乱，就是那种统治能否继续的证验。鸦片战役以来的农村社会经济的分解与不安定情形，愈到晚近，愈益严重化了。北方旧统治不易撑持，主要就是因为不绝破产与贫困化的农村，对它再无法提供维系那种统治场面的经济底力，反之，直接由江浙金融界得到了支持，得到了北伐南征战费的新政治势力，自然愈来愈觉得这是比较信赖得过的靠山。由于农村的动乱，资金疯狂向都市集中，而大量集中到中国金融机关的存款，在民国二十三年，已经有一半以上是用以购买政府的公债。政府要银行救急，银行靠政府发财，结局，新政治势力在间接方面虽主要仍是寄存在封建的租税剥削上，但因它与买办金融的相互依存关系，很容易给人以“资产者政权”的印象，至少，那已把它的封建性格冲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