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政法随笔:一个70后的法治情怀

政法大院 为什么选择了西北政法？ 问:学堂先生，您入读（西北政法）30年了，还仍然对法律充满着理想和痴爱，是不是自小就树立了为中国法治建设而奋斗终身的志向？ 答:是滴。1979年我开始读小学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变革，人心思定，万象更新，法治的春天降临华夏大地。特别是1980年8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专门分析了避免“文化大革命”悲剧重演的制度方法。他说,“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体制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此后，邓小平还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反复批判人治思想,不断强调要“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法治大时代，法学小后生。后来我立志学习法律，当“日审阳夜审阴”的铁面包公，捍卫公平与正义，除尽人间邪恶。顺其自然，高中毕业后以山东普通文科521的高分考入西北政法学院。元芳，你怎么看？ 问：学堂先生，您经常为母校西北政法鼓与呼，活跃于政法圈子，是不是很早就对西北政法心有所属、情有独钟？ 答：对头。我很早就知道有所政法学院在古都西安，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在19岁那年，我的理想实现了。所以，有句很正能量的话，“理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理想万一实现了，我就成了西北政法经济法系1991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