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心解

就历史个体、社会类群和中华民族三种心理的内在联系而言，社会类群心理其实是历史个体的共性集合，主要显影于其语言、行为、情绪等外在形态；而民族心理则是历史个体和社会类群的历时抽象，主要造就于类群心相的超时空积淀，这既是一个主体选择、接受的过程，更是一个历史选汰、凝积的过程。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的哲思，提炼特定群体的心理共相，勾画数千年时空迁延中的民族之魂，其逻辑起点是省察历史个体的浮沉悲喜。所以，在读者层面，把握个体人物的心理就可以顺流而观，凭河窥海。 事实上，在漫长的《史记》接受史上，早有读者和学者在其“史例开三代，词华重六经”的史、文价值之外，认知到其心灵书写的价值。这其中，尤以清代康乾年间“菉猗女史”李晚芳所著的《读史管见》*为特别。李晚芳基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在《读书摘微》一文中指责司马迁“立心褊蔽，未闻圣人之大道”“挟一不平之意据于中，虽未必借立言为泄发，而灵台未净，则系累偏僻之私，往往吐露于字里行间而不自检，故其书肆而不纯，谐而多怨”；又批评《报任安书》“怼君者十之六七，忿朝臣朋友者十之二三，全无一言反己内咎。所谓自是而不知其过者，非欤？其褊蔽也甚矣”；更指斥太史公“操是心而修国史，大本已失，故《平准》《封禅》尽属谤书。……如是而欲上继知我罪我之心法，愚未敢轻信也”。不过，上述论断或许并非李晚芳的初心。《读史摘微》写于康熙庚寅桂月上浣，即康熙四十九年（1710）八月上旬，李晚芳时年19周岁；次年嫁于梁永登。《读史管见·自序》早于《读史摘微》写就，时在康熙丁亥阳月朔日，即康熙四十六年（1707）十月初一，且序文显示该书当时已完结，李晚芳时年16周岁。前后三年之间，从二八少女到成年女子，认知趋于保守正统，并非不可理解。通观《读史管见》一书，可见李晚芳对司马迁和《史记》实际上是推崇备至。《三代世表序·总评》：“寥寥短幅不过百三十余字，亦具如此章法。如是结构、立论措辞，不离孔子家法，宜《史记》继麟经，而千古不磨也！”无论如何，《读史管见》是李晚芳出自心性、衡诸心意之作，虽有迂执回护之弊，如不愿承认太史公对刘邦、汉武帝有批评之意，但总体而言，该书长于揣摩《史记》人物及司马迁的内心世界，洞烛幽微，识见特出，致有“展卷而惊、望为河汉”之叹。降及于今，时贤先进对《史记》人物和太史公心理的探赜索微，更是屡见新篇，颇具启迪。如，李长之先生的著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长之先生以捭阖中西的理论视界驱使郁烈流芳的诗性文笔，将司马迁的时代看作“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的时代，太史公是“那一个浪漫世纪的*伟大的雕像”和“浪漫的自然主义的大诗人”，《史记》则是中国“无比的史诗性的纪程碑”。如此情调高扬而激荡人心的歌颂奠定了氏著在《史记》心灵书写抉发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因此，基于《史记》心灵世界的构成逻辑和历史认知等原因，本书不拟以《史记》个体人物心理的玩索为鹄的，而以其为基石，管窥斯书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类群人物心理，并及太史公之心。